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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职的父亲听说詹天佑有意招自己的儿子为婿，非常高兴，立即请人前往詹家提亲，事情当然是水到渠成。

各种礼仪当然都是要行的，顺容的婚事是詹家的一件大家，全家上下都为顺容出嫁而高兴。

谭菊珍与詹天佑从内心是舍不得长女嫁出去的，但能觅得这样好的女婿，心中多少有了一些宽慰。詹天佑为顺容置备了当时来说算是很丰盛的嫁妆。

詹天佑接手粤路公司时，情况确实很复杂，不仅帐目不清，人员的分工责任也不明确，整个公司上下的利益心结很重，几乎没有什么积极性，但是前任梁诚是自己的同学，邝景阳又是自己派来的，很多事情他只有自己想办法消化。

他先是从自己身上做起，虽然是总理兼总工程师，他只拿总理的工资，而不拿总工程师的薪酬，这一下就省去的一个总工程师的薪资，同时，借鉴京张铁路和川汉铁路的管理制度，对粤汉铁路的工程技术人员提出了管理要求。对一些机构和人员进行整顿，理清了购地、储料、筑路、行车等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对民众反映的有关人员上班抽水烟的问题进行严厉制裁，全路风气为之一新。

粤路公司整肃之后，工程进展也越来越顺利，路轨由南向北铺设，能通车的路段不断延长。

正当詹天佑率领路工们全力以赴建设粤汉铁路时，1911年春天，广州城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这就是著名的黄花岗起义。

这年的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发动了一次非常有影响的武装起义，当时革命党人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指挥部。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带领“选锋”队员120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吹响海螺，直扑总督署。总督署卫兵进行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毙卫队管带，冲入总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找不到张鸣歧，便放火焚烧督署衙门。

起义军由于准不足，最后被清军*，黄兴被迫逃往香港。

在两广总督署附近，有许多牺牲的革命党人陈尸街头，无人收尸，臭气满城，一时在广州城内引起百姓的恐慌，虽然后来由新闻报人藩达微出面将这些烈士埋葬在黄花岗，但这次起义给各界人士带来的心灵影响是很大的。

詹天佑当时正在铁路工地督修路基，黄仲良拿着一张报纸，紧张地跑到詹天佑的身边，对他说：“詹姆斯，不得了了，广州昨天发生了一件大事。”

詹天佑看他那么紧张的样子，觉得好笑，说：“有什么天大的事，把你紧张成这样子！”

黄仲良说：“就是发生了天大的事，你看。”他把报纸拿给詹天佑看。

詹天佑边看报纸，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

詹天佑说：“是啊，很早就听说革命党人在南方活动很多，以前只是听闻革命党，没有想到，现在革命党就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里了，连总督署都可以攻，那说明革命党的势力已经非常壮大了。在我们的身边发生这么大的事，我们都没有感觉到，看来大清国真是处于风雨飘渺之中了。”

黄仲良说：“怎么办？听说有不少人都感到现在局势很难把握，其实粤路公司先前的*问题都是由于官员们对时局的前景感到不妙引起的，那些人都想趁机捞一把，等着时局变化呢。”

詹天佑说：“不管别人怎么想，我们凭良心做好自己的事，作为工程师，对我们来说，不管在任何时局的情况下，用心修好铁路，就是对国家最好的报答。”

黄仲良说：“这些革命党既然敢攻打总督署，那他们一旦把矛盾对着铁路，我们不就麻烦了？”

詹天佑说：“革命党人大多是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人，他们的矛盾主要是对着官府，我们修铁路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而且西方国家之所以进步，铁路交通发达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革命党人对此应该是明白的，我想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会破坏修筑铁路。”

黄仲良说：“你这样分析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些预防措施我们还是要注意的。”

詹天佑说：“那是当然，关于铁路安全方面的事就请你多费些心思，要加强与当地官府联系，同时注意收集与革命党人有关的消息，关注时局动向，有什么问题你随时向我报告。”

黄仲良说：“这些年轻人，一腔热血，希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他们的理想是好的，可是这么几十个人，凭着那么几十条枪炮就想闹革命，这不是以卵击石吗？他们的失败是在情理之中的。他们也真是太天真了，不要说攻不下两广总督署，就算攻下了，又能怎么样？难道能翻天吗？打下一个总督署就能号令天下？这些年轻人啊，真是拿着自己和同志的生命，开着天真的政治玩笑。”

詹天佑说：“听说革命党人不光只广东有，全国各地都有，这样发展下去，真是不知道中国向何处去啊？我担心朝廷再不采取措施，凝聚人心，真是会出大乱子。这次起义虽然发生在广州，但它的影响一定会很大的，希望朝廷那些大人老爷们能及时警醒，多做一些收回民心的好事，最主要是要整治*，变革图强，加快实业发展，让社会各界能看到国家的前途与未来，这样，这些年轻人就不会这么激进，甚至不惜暴力革命，这反映了社会变革已确实到了人心思变的时候了。”

黄仲良说：“不管怎么说，这次牺牲在广州街头的都是一些热血青年，希望他们的血没有白流，能让当权者赶快醒悟过来。”

詹天佑说：“抓了不少革命党人，是吗？”

黄仲良说：“是的，那些暴尸街头的革命党人无人敢收尸，那些被抓的革命党人也被在东校场的刑场上枪杀，天气气温高，听说很远就能闻到尸体的臭味。”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心忧路权

詹天佑说：“古今中外的社会革命都是以付出许多无辜者的生命为代价的，这些年轻人其实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如果他们的力量不是被用于反朝廷，而是用于为朝廷效力该多好啊！可是，现在官府确实有太多的*，多年来朝廷对外国的屈服也使老百姓失望，看来更加严重的问题还会发生呢。”

黄仲良说：“这都是社会*惹得祸，试想一想，如果社会清明，让国人能看到前途和希望，这些热血青年怎么会冒这么大的风险，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来举行起义呢？”

詹天佑说：“国家数十年来都受到列强侵凌，任何有良知的人都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同胞福祉为重，没有想到，自朝臣到下面，甚至连我们的铁路公司都是这样*丛生，即使是川路公司与粤路公司也不例外，难怪老百姓会对朝廷不满。”

黄仲良说：“詹姆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社会越混乱时*越严重呢？”

詹天佑说：“其实关于社会*问题，我在美国留学时就有所讨论，后来在铁路工作时，甚至与英国工程师金达都探讨过。我分析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这么几点：一是官员自身素质差，能力糟，本身是靠搞*起家的人，这种人*成性，是*的渊薮；二是对自己没有自信，感到前途无望的人，知道自己官升不上去了，就用心搞*，自我堕落；三是太过于自信的人，自以为升官速度太慢，不满年龄、资历、能力不如自己的人爬到了自己前面，觉得朝廷对不起他，于是他就自己往自己口袋里捞；四是随波逐流的人，看到社会风气如此，大家都搞*，自己不搞就吃了亏；五是对国家、对政权失望的人，他们总觉得这个社会看不到尽头，末日就要来了，于是就把精力用在为自己、家人或亲友谋求现实利益方面。对于这五种现象，归根结底，还是以第五种情况居多，前四种情况往往都是因第五种情况衍生出来的。大清朝*之所以无所不在，关键在于朝野官员对朝廷的前途没有信心。”

黄仲良说：“你这样分析确实有道理。历朝历代，在政权刚建立起来时，上上下下对新政权都充满着期待与希望，常常是政治清明之时，而往往到末期时，便是*丛生。难道大清国的气数真的到了末期？这样看来，*有时候也成为一个国家或政权的风向标，*的严重程度可能就是一个社会变革的信号。”

詹天佑说：“仲良，此话在这里讲也就算了，它处可千万别乱说啊。这革命党的热血青年牺牲了生命固然可惜，但你千万不能因言获祸啊。记得康乾时期的文字狱吗？”

黄仲良说：“詹姆斯，谢谢您的提醒，你我都是已到知天命之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从我们自己的生活来看，我们当然希望社会稳定发展，但从国家的*实情看，很多事真是不得不让人担忧啊。”

詹天佑说：“不管别人对这个社会怎么看，我们受过朝廷恩典，用自己的所学为国家服务，这总是不会错的。”

此后的几天，詹天佑尽可能地在黄沙的总理办公室处理一些事情，他一是担心还会发生一些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必须在总理办公室应急，二是担心城里的革命党起义会蔓延到西关，他对家人的安全也非常担心。可是，一连几天过去了，广州又恢复了平静，只是民间对于革命党的传说千奇百怪，各种说法都有，有时候回到家中，孩子们也会把从街上听到的关于革命党的传言讲给他听。

听说暴尸街头的革命党人由善堂出面收尸安葬了，詹天佑心中有了些许安慰，他看到局势平稳下来，于是又深入到铁路工地现场，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讨论有关问题，有时候看到路工在打道钉，他也会上前打上一口道钉，鼓励大家尽职尽责，做好自己手头的工作。

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没有直接影响铁路建设，但全国各地正在蕴酿的革命活动使清政府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预感到一场更为激烈的社会革命将不可避免，于是清政府为了讨好西方各国，准备以出卖路权为代价，换取外国对革命运动的抵制。1911年5月9日（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后的第十二天，清廷颁布全国商办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