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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不钻这个空子。“假若我们不站在日本一边，那么，这个条约在政治上便已死亡”，他说。“但主要理由还不在于此。主要理由是，美国正在向我们的船只射击。在这场战争中，他们是个强有力的因素。通过行动，他们实际上已制造了一种战争状态。”

他向美国宣战的决定并不是轻易作出的，也不是出于单纯的动机。除了维护三国条约的精神外，还有份量重得多的理由：从日本得到的援助将大大抵销由美国参战所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从宣传角度看，得到一个强大的新盟友，将大大鼓舞人心，尤其是新近在俄国遭受挫折后，再者，立刻宣战也是符合他的世界观的。为何不在1941年便向人类生存的两个主要敌人——国际马克思主义（俄国）和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美国）这两个世界犹太滋生的怪物——宣布全面战争？外交部却认为，这个决定是巨大错误。除了显而易见的理由外，它干脆利落地解决了罗斯福的又一个国内问题。总统是不会对德宣战的，因为国内有一大批人反对，他不会冒这个险。珍珠港遭偷袭后出乎意外的出现的美国全国大团结，将牢不可破。

12月11日，希特勒召开国会。“我们将永远首先进攻！”他说。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一样“疯狂”。“首先，他挑起战争，然后窜改战争原因，然后又用基督教伪君子的外衣将自己打扮起来，令人讨厌之极；同时还慢慢地但必然地将人类引向战争，还要把上帝找来，证明他的进攻是何等的诚实公正。”在将世界犹太民族与布尔什维克俄国和罗斯福的政权相提并论后，希特勒发表了敌对宣言，“因此，我今天已安排好了照会，准备递给美国的临时代办，声明……”他的话音被疯狂的欢呼声淹没。过了好久，他才得以宣布，“从今天起”，德国便与“美国处在战争状态中”。最高统帅部作战部主任听到此话时，关切多于热情。而约德尔一走出皇冠剧院便立即给他的在“狼穴”的副手瓦尔利蒙将军打电话：“你听说了吗？元首刚才向美国宣战了。”

这时，瓦尔利蒙刚好在与参谋人员讨论此事，便说，他们不可能再惊奇了。“参谋部”，约德尔说，“现在就得研究一下，看美国会首先往哪里发兵，向远东还是向欧洲。这点如不搞清，其他决定便无从作起。”

“同意。这项研究显然是很必要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考虑与美国打仗的问题，所以没有资料可资借鉴。因此，这项工作很难搞。”

“想想办法吧”，约德尔说。“明天我回去后我们再详谈。”

对美国的焦虑不久便被东方传来的不幸消息所冲淡。德军在中部军区的撤退有变为溃逃的危险。莫斯科以西地区和图拉地区则成了被遗弃的大炮、卡车和坦克的坟场。德军士气消沉，苏军士气逐渐上升。12月13日，苏联正式公开宣布希特勒包围莫斯科的企图已失败。两天后，政治局便令政府的主要部门迁回首都。

精疲力尽的勃劳希契要求继续后撤。但希特勒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发布了一道使陆军绝望的命令：“坚守，不得后退一步！”身患严重胃病的中区司令冯·包克元帅说，他身体欠佳，不能胜任此职。接替他的是克鲁格。次日，19日，心脏病初愈的勃劳希契鼓足勇气去面见希特勒。他们私下辩论了两小时。勃劳希契离开元首时，脸色惨白，全身战栗。“我滚蛋了”，他对凯特尔说。“他把我撤职了。我混不下去了。”

“那，现在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你去问他好了。”

几小时后，凯特尔也被召了去。元首向他宣读了一份亲手写的《日志》。陆军将由他亲自指挥，把德国的命运与他自己的命运紧紧地捆在一起。此事目前需要保密，但他又觉得必须立即通知哈尔德。希特勒尽快这样做了。“指挥作战这点小事是谁都干得了的”，他说。“总司令的职责是用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去训练部队。我还没发现有哪个将军能按我的要求去这样做的。因此，我把陆军的指挥权自己拿过来了。”

先前，他是事实上的陆军总指挥，但却躲在背后，让他的将领去承担一切挫折的责任。现在，他已是正式的总司令了，应对一切发生的事情负责，不管是功是过。

第二十五章　“阴曹地府也随着他”

1943（1）

在入侵苏联后两天，负责放逐犹太人的莱茵哈德·海德里希书面抱怨说，这不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例如，必须改变把这些“不合天命”的人放逐到法国的马达加斯加岛去的做法，而采取一个更加可行的解决办法。7月31日，海德里希收到一封简短的命令（按元首指示由戈林签字），指示他“在组织上和财力上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在欧洲的德国势力范围内，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三个星期前，希特勒曾向赫维尔暗示过他将怎么办。“我好像是罗伯特·考科医生搞政治一样。”这话是在闷热的暗堡里的一次晚间冗长的讨论会上说的。“他发现了病菌，随即医学也就发现了一个新方法。

我发现了犹太人这个病菌和让社会解体的发酵剂……我已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一个国家没有犹太人也能生存；没有犹太人，经济、艺术、文化等等，会发展得更好。这就是我所能给予犹太人的最大的打击“）。

隐藏在乏味的官僚语言后边的，是给予党卫军去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压倒一切的权力。作为第一步，希姆莱——在明斯克的经历仍令他心惊肉跳——问党卫军的主治医生，集体灭绝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回答是：毒气室。第二步，他把波兰最大的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召来，秘密地授以口头指示。“他告诉我”，霍斯作证说，“大意是这样——我记不清原话了——元首已下令最好解决犹太人问题。我们党卫队必须执行这道命令。现在若不执行，将来犹太人就会消灭德国人民。”希姆莱说，他特意挑选了霍斯的集中营，因为在战略上奥希维茨地处德国边境附近，有足够空间，可达到隔离的要求。霍斯警告说，这种行动应按帝国国家级机密对待。他不准与自己的顶头上司讨论这个问题。于是霍斯回到波兰后，便背着集中营的检察官，偷偷地扩充地盘，以便将它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杀人中心。他的所为甚至连妻子也没有告诉。

希特勒之所以会产生集中营这个概念，以及认为集体屠杀可行。据他宣称，是他研究英美两国历史的结果使然。他非常欣赏南非为波尔战俘设的集中营和美国在荒凉的西部为印第安人设的集中营；他常在内层亲信中称赞美洲灭绝——用饥饿甚至打仗的方法——那些靠囚禁不能驯服的红种“野蛮人”。

时至今日，他仍在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总的政府与德国的结合起来，因为两者的总目标是一致的。日耳曼人的荣誉与军力的复兴，日耳曼国土的收复，甚至向东扩展的生存空间，这些都得到了他的大多数同胞的支持。但是，一条十字路终于摆在他面前。希特勒必须绕道行之，一举而永远解决犹太人问题。在许多德国人愿意参加这种民族主义的远征的同时，大多数德国人只希望继续对犹太人进行有限制的迫害，因为它已获得数以百万计的西方人的默许。

希特勒的意图是，开始消灭犹太人时一定要保密，然后再一点一点地将消息泄露给他自己的人们，最终待时机成熟时再向他们披露详情。这便能将德国人民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捆在一起，而他的命运也就成了德国的命运。这样联系起来进行他的清洗欧洲犹太人的远征，将成为全国的任务，并将动员全国人民作出更大的努力和牺牲。它也能割断迟疑不决、心肠慈善的人的后路。

至此时，这一切都仍向希特勒的贴身人员保密——包括秘书、副官、仆人和贴身参谋。届时，到1941年秋，元首便在餐桌旁公开发表评论。这或许是披露真情的试探。10月中旬，在讲完民众在生活中必须讲礼貌和规矩后，他说：“但是，首要的是铲除犹太人。没有这点，污垢清除得再干净也是徒劳。”两天后，他把话说得更加明白：“在议会的讲台上，我向犹太民族预言，如果战争不可避免，犹太人将从欧洲消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200万人死亡，对此，这个罪恶民族心中已有愧；现在又有成千上万人死亡。你别对我说，你也不能把他们关进俄国的沼泽地呀！谁为我们的部队操过心？顺便说一下，公众中谣传，说我们有个灭绝犹太人的计划。这个想法不错嘛。恐怖是个有益的东西。”他预言，建立犹太国家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我有许多帐要算，但今天我不能想。这并不是说我忘了它们。到时我会拿出厚厚的一本来！即使是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我发现自己仍很不积极。目前够困难的了，再去增加困难，这是毫无意义的。善于坐待良机的人，其行动才机灵。”

希特勒推迟实行“最后解决”的一个原因是，他希望通过暗示要灭绝犹太人这个威胁，能使罗斯福不参加战争。但是，珍珠港事件使这个微弱的希望成了泡影。于是乎，希特勒的希望变成了怨恨，“灭绝”也成了国际报复的一种形式。

决定作出后，元首便告诉参与“最终解决”的有关人员，屠杀时应尽量做到人道这一点。这是符合他的信念的。就是说，他是遵奉上帝旨意，扫除世界上的害人虫的。尽管他憎恨罗马教堂的教阶组织（“我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天主教徒”），他仍是个颇有资格的天主教徒，还牢记着天主教教义。即是说，耶稣系犹太人所杀。因此，灭绝犹太人便是替耶稣报仇，无须引起良心上的痛苦——只要做得客观，做得不残忍，仁兹地进行屠杀——这使希姆莱很高兴。他令专家们建造既有高效能地又能“人道地”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毒气室。然后，他便把受害者装进货车厢，送往东部，让他们先在山洞里生活，待波兰的屠杀中心完工后，再送到那里去。

现在，建立清洗机构的时刻到了。负责筹建这一机构的海德里希，向许多国务秘书和党卫军主要办公室的头头们都发出邀请，让他们参加1941年12月10日举行的“最终解决”的会议。应邀的人们只知道要将犹太人押解至东部，并不太明白“最终解决”的含义。于是，他们便怀着浓厚的兴趣期待着会议的召开。

由于会议推迟6个星期举行，他们的好奇心也就慢慢消失了。德占区的波兰政府首脑弗兰克，由于等得不耐烦，便派他的副手菲利普·波勒前往海德里希处打听详情，于12月中旬在克拉科夫自行召开会议。“我要公开告诉你们”，希特勒的前律师说，“无论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我们总是要把犹太人干掉的。”“即将在柏林召开的会议是个重要的会议，将由波勒代表首脑出席。肯定地，大规模移民即将开始。但犹太人身上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你们以为他们真的会在东部的村子里定居下来吗？在柏林，人们对我们说，为什么要无谓纷扰？‘在东部，我们也用不了他们呀。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呢！’”他敦促听众，切勿同情他们。“不管在哪里发现，只要有可能，便要把犹太人消灭。”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去完成。法庭和法官均负不起执行如此极端之政策的重任。他估计——粗略地估计——在德占区就有350万犹太人。“我们不能枪毙这350万人，不能将他们毒死。但我们可采取措施，成功地灭绝他们。我指的是柏林正在讨论的措施。与帝国一样，德占区也将会没有犹太人。在什么地方搞，何时搞？我们将在这里设立机关，这是他们的任务。到时，我会告诉你们他们将怎样搞。”

1942年1月20日，波勒来到柏林参加海德里希召开的会议时，比大部分与会者都了解会上之所云。上午11时许，坐落在格罗森·万塞街56—58号的“帝国安全主要办公室”的一间房子里，集合了15条大汉，有罗森堡的东方部的代表，有戈林的空军计划处的代表，有内务部、司法部、外交部的代表，还有党务部的代表等。众人随便在桌旁坐定后，主席海德里希便开始讲话。他说，他“身负重任，把最后不分疆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搞出来”。说完这番委婉话后，他接着又遮遮掩掩说了一句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此话涉及希特勒）：“现在不搞移民了”，他说，“有一种更好的解决办法，元首已表示同意——那就是，将他们驱逐至东方。”

说到这里，海德里希拿出一张图表，该图表显示出何处的犹太人聚居点要撤走。他还暗示了他们的命运。适合劳动的将组成劳工队，但是，苦难中侥幸活下来的人们也不准自由行动。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便会“组成新的细菌细胞，让犹太民族重新崛起。历史已给了我们这个教训。”罗森堡办公室的代表格奥尔格·勒伯兰德摸不着头脑。外交部的马丁·路德也被搞得糊里糊涂。他抗议道，大规模撤走犹太人将给丹麦和挪威等国带来严重的困难。为何不把驱逐地限于巴尔干半岛和东欧？与会者离开柏林时，脑中的印象五花八门。波勒完全明白海德里希所说的。但路德却对弗里茨·赫塞说，没有屠杀犹太人的计划。勒伯兰德和他的上司阿尔弗雷德·梅耳，也向罗森堡作了类似的汇报。他们说，会上只字未提灭绝一事。

30份会议记录被分发给各部和党卫军的各主要办公室。这样，“最终解决”一词便在帝国机关内为人所共知了。然而，海德里希之所云的真正意思却只有接近灭绝行动的人才能心领神会。不过，说来也怪，在这些精选人员中，许多人竟相信，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并不知道他们阴谋进行集体屠杀。例如，主管盖世太保的“犹太人撤退办公室”的党卫军中校阿道夫·埃希曼就认为这是个神话。万湖会议后，他与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和海德里希一起，“舒舒服服地围壁炉而坐”，一边喝酒，一边唱歌。“过了一会儿，我们登上椅子，互相祝酒；然后又爬上桌子、登上椅子来回闲走。”埃希曼加入了此次欢庆，一点儿也不反感。“那时”，他后来作证说，“我真有点儿彼拉多（判耶稣钉十字架者——译注）的感觉，因为我内心完全无愧……我要审判谁？在这件事情上，我有心事又向谁说？”他，缪勒和海德里希，不过是在执行元首本人制定的法律罢了。

数天后，希特勒本人不自觉地证实，“最终解决”的确是他提出来的。“我们必须采取激烈的行动，”1月23日午餐时他当着希姆莱的面说，“拔牙时，只要使劲一拔，痛苦便很快消失。欧洲必须清除犹太人。犹太人阻碍了一切。一想到这点，我只觉得自己真是人道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在执行教堂的规定时，犹太人在罗马还受到虐待。直至1830年，每年还有8名犹太人骑驴在罗马游街。至于我，我只限于告诉他们，他们应该走路。中途要是出了什么事，我就无能为力了。但是，如他们不自动自觉走，没办法，我只好搞灭绝了。”在此之前，他从未向共餐者如此开诚布公地讲过。对此问题，几乎全神贯注。到1月27日，他再次要使所有犹太人从欧洲消失。

数天后，为庆祝国社党执政9周年，他在体育馆发表演讲，公开暴露了他对犹太人的忧虑。“对犹太人，我真不愿开口议论”，他说。接着，他便长篇大论起来：“他们是我们的宿敌。因为我们，他们的计划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