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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1页）

指挥员根据侦察所得的资料对目标进行研究后，必须对下列问题得出明确的回答：楼房类型、楼板、墙壁的厚度，有无地下室，出入口在哪儿，工事性质，隐蔽枪眼的位置，障碍物的位置及其形状，支撑点的敌守军有无可能与其它分队秘密来往（通过战壕）。有了这些资料，指挥员就能很快查明敌火力点的配置、其扫射扇面及其死角。如果侦察时不弄清敌守军的日常生活和毗邻楼房的火力杀伤作用，那么，对攻击目标的认识就不能说是完整的。而完整的资料，无疑对选择最有利的强击时间将产生影响。

强击队的战术是建立在每个战士的行动迅速、勇猛果断、积极主动的基础之上的。对强击队来说，必须采用最灵活的战术，因为突入设防楼房，进入敌人占领的错综复杂的房间后，强击队会遇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情况。敌人可能会在楼房里转入反攻击。但是，不要害怕！你已夺取了主动权，它已掌握在你手中。你要凶狠地用手榴弹、自动枪、匕首、铁铲作战。房屋里的战斗是激烈的，因此应随时准备应付意外，不要掉以轻心。

集团军各部队摸到了一条规律，如果敌火力兵器仅集中在人为支撑点的楼房内，就以短促的炮兵准备，特别是对毗邻敌工事进行短促炮火准备来突然发起强击。

利用夜间或硝烟的掩护下推进到前沿的小口径炮兵，配以反坦克枪，在压制敌火力点方面，给进攻部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他们以拦截射击阻挡并歼灭企图援救受攻守军的敌步兵。

独立作战的坦克，对敌枪眼或楼房进行猛烈的射击，有力地支援了强击队，加速了强击行动。使用其它现代化的斗争武器，也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有些指挥员提出一个问题：在城市战斗中，行动的伪装来说，是夜幕还是烟幕更为有利？我说两者都行之有效。重要的是，在夜幕或烟幕的掩护下行动，指挥员要灵活果断地指挥战斗。在强击铁路员工之家的战斗中，使用的就是烟幕。当时烟幕持续了13分钟，掩护了数个强击队由南向前推进，使德国兵3个伸出到翼侧的土木发射点没能发觉。而且，烟幕没有妨碍对战斗的指挥。在强击I形楼的战斗中，夜幕也没有妨碍对战斗的指挥。这次战斗，进攻选在黎明开始时，而部队的集结是在漆黑的夜间进行的。

采取坑道攻击的办法，也取得了巨大的效果。它适用于用其它方法接近目标时可能要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因此，工兵是强击队的重要成员。

在城市战斗中，与强击队作战有关的战术问题就简要地作这样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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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不说说妇女在斯大林格勒防御战中的英雄壮举。在我们的一些部队——高炮营、Y—2夜航轰炸机团里，大部分战斗编组和机组人员都是由妇女组成。需要说明的是，在我看来，这些部队执行战斗任务，丝毫不逊于由男人为主组成的部队。

在斯大林格防空军的战斗编组中，无论是在高炮旁还是在探照灯旁，大部分都是妇女。当成百上千颗炸弹落在她们身旁，不仅不能瞄准射击，甚至连在炮旁都呆不住的时候，她们也没有丢下大炮，而是继续射击。在炮火的硝烟中，在炸弹的爆炸中，她们仿佛没有看到炸起的泥土，仍在战斗岗位上坚持到最后。

10月，我遇到过一个炮班，其中有5名还完全是孩子，但已经是经受过战斗锻炼的勇敢的姑娘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一头金黄头发的瞄准手。当时，她对九架法西斯俯冲机进行射击，只击落了一架，而她的伙伴们认为，完全可以打下2至3架，她为此愁容满面。

第62集团军的通讯分队基本上由姑娘们组成。如果派她们到通信中继站去，你可以完全放心，通信一定会得到保证。即使这个中继站受到炮击、遭到飞机轰炸、陷入敌人包围，但如果没有命令，就是死神逼近，姑娘们也不会离开。

我听说这样一个件事：有一次，在巴萨尔吉会让站地域的中继站，只剩下一个女通信兵娜佳·克利缅科。当她的女友们牺牲的牺牲、受伤的受伤时，她没有离开岗位，直到最后一分钟仍报告着战场上的全部情况。下面就是她向集军通信枢纽部的最后报告：

“中继站附近没有自己人，只有我一个了，炮弹在周围爆炸……我的右方有一些画着十字的装甲坦克正逼进，它们的后面跟着步兵……我已无法撤离，反正是会被打死的，我将继续报告。听着……一辆坦克向我的中继站驶来，从坦克里爬出两个人……他们在往四周观察，看来是两个军官。他们朝我走过来了。我紧张得心都要停止跳动了，眼看就要发生什么……”。

通话就此中断了。

50年代时，我曾遇到原第62集团军的女通信兵、现任斯梅良地区区委书记拉祖梅耶娃。我还是1942年9月13日在马马耶夫岗第一次认识她的。通信枢纽部被法西斯分子的炸弹和炮弹摧毁，而她们仍守在电话机旁，继续呼叫着各部队的指挥员。

拉祖梅耶娃是自愿报名参军的。她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知识都献给了保卫祖国的事业。1943年她被吸收加入共产党。她复员后当了中学教师。从1949年开始做党的工作。

在我面前的这位谦虚、严肃的妇女，她只讲自己的战友，而关于自己，只是在我一再请求她详细地谈谈她自己当时做了些什么时，她才说：

“谈谈自己”她惊奇地耸肩说，“好吧，我就谈谈自己。同我一起在马马耶夫岗的，有来自卡梅申的一个小姑娘玛丽亚·古利亚耶娃。在1942年9月12日，我和她一起，冒着敌机的不停轰炸挖掩蔽部（虽然我们误把出口朝向敌人，但也没什么不得了的！我们的通信枢纽在那里从9月1日一直坚持工作到14日）。我同她，后来是同舒拉·舍申尼亚总机值班。在市里的另外一些地方，还有塔娅·弗多温娜、柳芭·斯图卡洛娃、克拉夫季娅·什通达、列娜·佩列托尔奇娜等……我记得1942年8月31日那一天，姑娘们坐在帐篷里，守着电台，已经听到轰炸机的嗡嗡声，但姑娘们没有撤离岗位，因为需要转发有关德国人进攻、敌坦克插入我某部队后方的紧急通报。当时，不论是正在发报的法尼娅·列赫尼克，还是坐在她旁边的女友们，都没有离开岗位到掩蔽部去。通信兵姑娘们已自然形成一个约定：不管遭受什么样的危险，都不能扔下女友不顾。　姑娘们看着飞来的飞机，听着炸弹的呼啸声，判断炸弹大概落到什么地方。飞机一次二次进入，而她们继续拍发电报……糟糕！敌机又第三次进入，结果是，架设帐篷的地方成了一个大弹坑。

那时，形势迅速地发展着，我们甚至来不及安葬我们的战友。她们就这样永远留在雅布洛涅夫山沟。这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红军战士，虽然牺牲了，却完成了战斗任务……“

那天晚上，拉祖梅娃还向我谈了她的好友舒拉·舍申尼亚的事：

“战争爆发前，她在儿童保育院工作。当听说军事委员部要征召一些自愿参加红军的女共青团员的消息后，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舍申尼娅立即到保育院院长那儿，请求上前线。

这一天终于来了。1942年4月底，已经成为预备党员的舒拉和5名女共青团员，来到了军事委员部。

一天之内，手续就办理完毕。5月2日，姑娘们就来到了部队。在阿斯特拉罕电话员训练班受训一个月后，舒拉被分到第115筑垒地域独立通信连，在总机工作。这是1942年7月在顿河的事。从那以后，即使是在最困难的形势下，她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

1942年9月13日，在马马耶夫岗架设了一条由筑垒地

域指挥部通往波扎尔斯基将军处的电话线。这一天，马马耶夫岗一分钟也没有安静过。大炮和迫击炮不停地怒吼。当时，要使通信不中断是很困难的，可是我们仍一直保持着通信。

到下午3点钟，通信枢纽部里的架线兵一个也没留下，都查线去了。再也派不出人去恢复被炸断的通信线路了。这时，舒拉对通信连长说：

‘请允许我去，总机上没有我也能应付。’

‘火力太猛，你甚至无法到达断线处。’

‘我能，中尉同志，只要您允许我去。’舒拉坚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