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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苍茫》：激荡中国企业的文学教案

金融危机下，劳资矛盾如何化解？

资本运作陷阱密布，《新劳动合同法》保护谁的利益？

第一部用中国现实阐释《资本论》的小说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改革开放版

一部激荡中国企业的文学教案

血汗工厂的工人*，美女老板跳脚。国企的下岗书记拿着老板的钱，握着工人的手，听着大学教授的话，看着当地官员的脸。看真实的劳资矛盾，看*裸的利益追逐……台商、干部、大学教授、工人、农民，一条中国式的资本链条；交易、欺诈、无奈、无为，一种中国式的企业“大败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深圳一家血汗工厂的工人*了，台资老板不堪压力，重用倒闭国企的书记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女工以“*”为代价走出深山，过了试用期就要走人，找到书记就找到了主心骨和代言人，*平息了。书记是工人交心的“靠山”，是老板资本运作的法宝，看似两面讨巧，左右逢源，其实危机四伏，漏洞百出。工人从“企业的主人翁”变成“劳动力商品”，知识分子由从属政治而变成依附资本。最后，资本断链，老板失踪，工人走上街头，书记锒铛入狱。企业的困境、阶层的困境、人的困境轮番上演，资本运作的“大败局”不可避免。就在这时，《新劳动合同法》颁布，新的风暴悄然来临……《问苍茫》以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为背景，用惊心动魄的故事，鲜明个性的人物，深沉锐利的思考触摸社会现实，考量《新劳动合同法》的利弊得失，追问全球金融危机之下，“世界工厂”中国的未来走向……《那儿》的作者曹征路再次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资本运作中草根人物的人性与命运；再次用浑厚的现实主义笔法、富有社会理想的责任意识触及中国现代社会的整体现实。

恩格斯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在《问苍茫》里，农民进城成了工人；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成了CEO；大学教授成了资本顾问；村长变成了董事长；打工族变成了公民代理……小说中每个个体身份的变化都不那么简单，反应的恰恰是整个阶层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重新组合。在这样的变化中，劳资关系已经成为全部矛盾冲突的核心。《问苍茫》以深圳一家台资企业的劳资矛盾为切入点，全面叙写由此带来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以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流动重组。在以点及面，由表入里，以史鉴今的叙写中，《问苍茫》深刻触及了中国社会由农业转向工业，由传统转向现代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变化，它既可以作为深圳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深刻总结，也可以作为*《资本论》在中国的文学案例。

在温软的耳语式写作之风泛滥，越来越多的作家局限于“身边现实主义”和“个体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气下，在“底层写作”越来越失去生活基础和情感根基，日益变成“诉苦文学”、“安慰写作”，日益失去批判声音的写作环境中，曹征路的写作异军突起，他秉承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察、对底层现实的批判认知，对未来社会发展走向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都足以赋予他表达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时候的高亢音调。文学写作为什么人的问题，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的问题等等这些属于传统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老话题，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因为《问苍茫》的出现而拥有了新的内涵，也理应得到新的、更高的定位。

付艳霞：金融海啸中的中国声音

——长篇小说《问苍茫》的阅读感受

一场台风引来了一场*，这看似草率的开场却牵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戏：国企的下岗书记变成了夹在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工贼”却毫不知情；以“*”为代价争取打工“名额”的女工发现受骗了，急于“报仇”；不堪体制内束缚到深圳“待价而沽”的大学教授，把自己卖了个好价钱却迷失了人性；靠解雇刚过试用期的工人起家的投机分子打起了《新劳动合同法》的主意，吸引了很多老板的注意；小小村长鼓胀起了走向更大政治舞台的野心，目标居然步步实现；老板断掉资金人间蒸发……长篇小说《问苍茫》以厚重的现实感和*立体的生活图景为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原创小说拉开了大幕。

说起来，曹征路是一个“老”作家了，但他广为人知却是在2004年发表中篇小说《那儿》之后。这部写下岗工人的小说如今已经成为所谓“底层叙事”的代表作。其实，小说的价值跟意义远远不是描写“底层生活”那么简单，作家的写作价值观也远远不是草根立场那么简单。小说中最为动人的，是工人作为企业的主人翁，面对国有企业的破产所产生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或许，从宏观上而言，国企重组，工人下岗，是工业改革推进的必由之路，但相伴而来的，落实到每个个体身上的现实问题，却不是轻轻松松能够解决的。当个人命运、个人前途与改革命运、社会前途不合拍的时候，历史喜剧的车轮之下往往是一个个个体的悲剧，而个体的悲剧整合在一起，又往往能够从某种程度上增加历史命运的多义性。对这种多义性的挖掘和探索，正是文学的用武之地。在目前的文学创作格局中，“下岗工人”这个新兴群体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还是一个新课题。曹征路用自己多年工人身份的经历，用置身深圳这个社会变革的前沿地带的见闻感触，敏感到了这个巨大的社会变化，并由中篇而长篇，由传统意义上的“工人”个体走向多层次、多内涵的“劳动力”群体，走出了一条关注工人阶级命运的文学之路。

刚刚问世的《问苍茫》，被称为“像报告文学的小说”，这是对小说扎实的生活基础和秉笔直书的叙事态度的高度赞赏。部分章节在现实主义文学的重镇《当代》杂志刊发之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小说从发生在深圳一家台资企业的*写起，将老板、执行经理人、工人、劳动局的干部、知识分子等各色人等编织而成的现代劳动体系之网，丝丝入扣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劳资矛盾是推动小说叙述的全部动力，而在劳动力群体中寻求与资本对话的中坚力量，从而达到社会生态结构的再平衡状态，则是小说全部的主旨所在。尽管，以一部小说的弱小身躯可能承担不了这样宏大的社会责任，也难以开出什么药方，但文学敏感于社会变迁，并敢于和能够对宏大的社会生活发言，在当下的创作环境中弥足珍贵。

阅读《问苍茫》这样的小说，直冲到面前来的是坚硬的生活质地，不可回避的矛盾纠葛，以及让人感同身受的现实气息。有扎实的生活基础做底，有深厚的现实关怀为根，作者驾驭起矛盾来显得深思熟虑，有张有弛。小说大致分两条线索行进，一条是台资企业内部，一条是企业所在的幸福村。前一条线索中，进城的农民工、内地来的工人、国有企业的下岗书记、投机分子共同构成了劳方，而他们与资方多层次、多侧面的纠葛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资本运营的牟利本质。后一条线索中，大学教授、劳动局的干部和村长组成了一条亦官亦商的经营之道。两条线索互相补充，互相衬托，凸现了中国式劳资关系的全部丰富含义。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其身份本身就戏份十足的人物，比如已经成为“工贼”的私企“书记”，比如变成村长的笔杆子的大学教授，都在各自的利益链条上认认真真的经营，最终发现他们只不过在资本的大手上翻了跟头，从来就没有什么个人价值。恩格斯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或许在这个轴心的作用下，劳动力一方寻求个人价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小说中每个个体的身份变化，反应的都是整个阶层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重新组合。在以点及面，由表入里，以史鉴今的叙写中，《问苍茫》深刻触及了中国社会由农业转向工业，由传统转向现代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变化，它既可以作为深圳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深刻总结，也可以作为*《资本论》在中国的文学案例。

从创作的角度而言，时下温软的“耳语式”写作之风泛滥，越来越多的作家局限于“身边现实主义”和“个体现实主义”，“底层写作”越来越失去生活基础和情感根基，变成“诉苦文学”、“安慰写作”，日益失去批判的声音。而曹征路始终严肃地、卖力地秉承着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他深刻体察社会现实、批判认知底层生活，忧患一个阶层的变迁和未来社会的发展，这些都使得他在表达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时候保持着高亢的音调。“文学写作为什么人”的问题，“美学的和历史的”问题，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的问题等等，这些关乎文学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话题，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因为《问苍茫》的出现而拥有了新的内涵，也理应得到新的、更高的定位。

更值得一提的是，《问苍茫》的创作完成于2008年10月，出版时间在2009年年初，联系全球金融海啸给中国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对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冲击，不禁感叹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敏锐触觉。而在《资本论》在全球掀起新一轮的热销狂潮，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红色文学重新流行的背景下，再来看《问苍茫》，会惊喜于它的强大的预言效应，和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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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今天的工人阶级长什么样？

——评曹征路长篇小说《问苍茫》

从《那儿》、《霓虹》到《问苍茫》，曹征路对转型时期工人阶级历史地位的思考一以贯之。只不过这一次的“工人阶级”不再是为民请命的工会主席，也不再是以泪洗面的下岗女工，而是一群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型工人形象。他们身上既有现代工业生产的阶级特征，又有着属于个人化的身份标识；既有年轻人幼稚浪漫的生活想象，又有觉悟后走向成熟的理性思考。可以说，长篇小说《问苍茫》的出版标志着当代文学作品的人物系列中已经出现了新时代工人阶级的典型形象。

有读者将阅读重点放在了知识分子的“依附资本”方面，似乎是在有意回避小说的某些敏感点。实际上无论从篇幅看还是作家的着力点上看，知识分子只是配角，作家真正的用心之处对工人阶级历史命运思考。我们现在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但不等于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任何一个怀有实事求是之心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个存在。在*的经典表述中，无产阶级一词并非指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国营企业工人，而恰恰是指欧洲当时那些失去土地四处流浪的、进入大机器工业生产的、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小说《问苍茫》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为我们真实地描绘出了一副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的生动图景。它的深刻性可以用震撼二字来表达。

小说是由一次*的现场开始写，以后又写了两次*，但*却不是小说的主要事件，它只是人物成长的三个台阶。贯串人物柳叶叶是一个善良纯洁的打工妹，她好学上进乐于助人，怀着“每个人都可以当太阳”浪漫想象在深圳打工，希图以自己的勤奋努力改变命运，这是绝大多数青年工人的共同起点。当生活的本相逐渐显露的时候，也经历了迷惘、疲惫、麻木、逐渐警觉，但出于对公司领导人的感激和崇敬，依然保持着要做一个好工人的信念，这些都没有奇特之处。直到围绕着工友毛妹负伤毁容和最终自杀，柳叶叶才真正明白了老板和打工者之间永远横着一道鸿沟。这和个人品质没有必然联系，而是资本逻辑的制度安排。由此，经过痛苦的抉择，柳叶叶走上了一条为工人依法维权的社会工作者道路，她与另一个觉悟较早的工人唐源一起，成为了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体。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的“新人”。

另一个贯串人物是公司“书记”常来临。他是一个退役军人出身的基层干部，来到外企也希望通过自己努力工作成为一个现代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他勤奋正直克己奉公，在工人中颇有威望，然而这样一个每每在关键时刻为公司争取到最大利益的人，却发现自己是一个长着“两张面孔”的人：对内是主义，对外是生意，在老板面前他代表工人，在工人面前他代表老板，最终他什么都不是，只能以身试法确保他做人的底线。历史转型时期，意识形态矛盾的内在性在他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作为工人阶级命运思考的底色，小说还塑造了一系列知识分子、外企老板和当地农民干部的形象，是他们共同营造着这个资本世界的文化意识法则。

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除了逼真的生活质感和鲜活的人物刻画而外，突出地体现在小说的“三文治”结构和对于戏剧性情节的回避上。小说是在多个层面上几条线索同时展开叙述，对同一个事件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人物的心理反复揣摩。这样，叙事形成的张力就不再是故事本身，而是阶级分化形成的社会结构。与大量描写底层人物的苦难悲情叙事不同，小说没有大开大阖的戏剧性冲突，每个人物都有他们各自的生存信念和合理行为，很难把他们归类为好人坏人，但通过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的描绘和推进，他们共同演绎着这个时代的悲喜剧。由此，读者看到的悲剧不过是普通生活的一幕而已，他们的苦难并无特别之处，在群体命运逻辑中甚至接近于“无事的悲剧”。正因为这种非个体的常态性和普遍性，他们的苦难生活、他们的悲剧性格才具有了典型价值，具有了“类”的指向，具有了“引起疗救注意”的呼唤意义。同时，与这些严肃的、必然的本质规律相适应，在叙述语调上，小说不指向情绪的宣泄和放纵，相反，它大多是内敛的，平实的，因为它不愿以辞害意，不愿故作高深，它要呈现的是生活的本真。而这，正是作品的大气与高度所在。

《问苍茫》在2008年年末完成创作，2009年初出版也许只是个偶然，但当我们联系到这一年里发生的许多事情，联系到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联系到*的《资本论》在欧洲重新热销，联系到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在日本登上畅销书榜首，便明白这一切都不是巧合。

（《问苍茫》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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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苍茫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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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就像是一个暗示，一道命令，不知道是哪个喊了一声，不干了！然后大家都停了下来，在这之前谁也不曾商量过。不干了的意思就是*了，就是跟老板、管工叫板了，造反了。

管工急得直蹦，问是哪个喊的不干了，哪个不干就炒掉哪个，但没人理他。管工只好去抓拉长，拉长们自己去做也做不过来，一条拉停了，60几条拉全部都停。只有传送带还嗤嗤地走，线路板越积越多，像一条漂满树叶的小河，最后终于卡死在那里。有两个男的还想去砸打卡机，那个打卡机每天都会把时间记错。不知哪个说，砸它有个屁用，都是故意错的，这才不砸了。

其实早几天，就有一个消息在传，说是下一批工人又要来了，有200多，是广西来的。消息是他们湖南佬打听来的，他们是上一批的，比柳叶叶他们早三个月，眼看试用期就要满了。也就是说，公司要把湖南佬炒掉200多才能腾出工位。湖南佬来的早，已经亲眼看到过前面几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