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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前言（1）

战争与革命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的首要特征。尤其是20世纪的上半期，战争与革命几乎成为一种常态。战争古已有之，而革命则是现代的产物。战争有“热战”，有“冷战”；革命有“武革”，有“*”。而在一般情况下，暴力是两者的共性。革命与战争紧密相连，有时战争是革命的表现形式，有时战争引发革命。革命的成败，往往是战场决胜负。

武人喜欢战争，文人喜欢革命。现代中国的职业革命者大多是文人。1927年6月，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称，民国以来的中国政治大势，可以归结为“文武主从之争”。社评认为，辛亥革命本是文人革命，但随后袁世凯凭借北洋军与孙中山所凭借的国会相较量，最终演化为“武主文从”的局面。而孙中山于1924年改组国民党，集大权于以文人为核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借鉴苏俄“赤军”经验建“党军”，以党权制约军权，以文人制约军人，意在恢复“文主武从”的政治。《文武主从论》（社评），天津《大公报》1927年6月20日。但北伐以后，文人制约武人的局面被推翻。国民党执政时期，军权独大，实际形成“武主文从”的格局。而共产党则始终是“党指挥枪”，维持“文主武从”的局面。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但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所以孙中山被迫发起“二次革命”。当此之时，梁启超发表感想，声称“历观中外史乘，其国而自始未尝革命，斯亦已耳，既经一度革命，则二度、三度之相寻相续，殆为理势之无可逃避……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为什么“革命复产革命”？一个重要因素是革命成功之后，“革命成为一种美德”，“革命”被视为神圣，“群众心理所趋，益以讴歌革命为第二之天性”。于是一部分人“认革命为人生最高之天职”，以革命为职业。梁启超：《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庸言》第1卷第14期，1913年6月16日。革命失败了，固然要“再起革命”；革命成功了，也还要不断革命。对国民党而言，北伐胜利，定都南京，意味着“革命”已经成功，但党人仍然诵念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共产党来说，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革命已经胜利，但仍然宣称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920年代开始，革命成为多个政党的共同诉求。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并起，并形成一种竞争态势。革命不仅为多数党派所认同，也为多数无党派的知识分子所信奉，而且迅速形成一种普遍观念，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革命高于一切，革命受到崇拜。知识青年尤其成为革命的崇拜者和讴歌者。五卅之后，知识青年投身革命形成热潮。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世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成为当时革命青年的口头禅。

前言（2）

由于革命被建构为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正当性，再没有人敢于公开表示反对革命。当革命被神圣化的同时，“反革命”也被建构成为一种最大的罪恶行为。1927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革命治罪条例》出笼，第一次将“反革命”作为一种刑事罪名列入法律。从此以后，“反革命”既是一项最严厉、最令人恐惧的法律罪名，又是一个最随意，最泛滥的政治污名。亦因为此，“反革命”有时实实在在，有时则是虚无缥缈。难以数计的中国人被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地笼罩乃至葬身于这一罪名之下。直至1997年，沿用70年之久的“反革命罪”才被废除。两年后，“反革命”一词才彻底从宪法中剔除。

20世纪中国有过两次被命名为“大革命”的时段，一次是1925~1927年，一次是1966~1976年。两次“大革命”，并非仅是名称的相近，其实具有相当的历史连续性。第二次“大革命”所运用的“革命”语词，如果我们翻阅一下《向导》周刊，就知几乎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产物。第二次“大革命”所运用的“革命”方式，如戴高帽、挂胸牌、游街示众，包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等，湖南农民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早已用过。

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与18世纪末期的法国革命及20世纪初期的俄国革命，被并称为世界历史上三次最具影响的革命。和另外两次革命相比，20世纪的中国革命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一般认为，法国革命1789~1799年，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俄国革命最早从1899年算起，最晚到1921年，也不过20余年。而中国革命如果狭义的算法，1911~1949年，长达38年；如果宽泛一点，往前追溯到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往后延伸到1976年“*”结束，则长达80多年。前30年是国民党主导，后50年是共产党主导。前后基本上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中国革命的下限延伸到“*”结束。1949年的“解放”，只是国家政权的更替，并非中国革命的终结。1949年以后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仍在继续。1949年以前的革命，只在中国的局部地区进行；而1949年以后的每场运动，无不席卷全国。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参与革命的人数尚有限；而1949年以后的革命，则是全民性的社会革命，中国的老百姓无一例外被卷入。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1949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更剧烈，更复杂，经验和教训也更丰富。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2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中国革命已经成了一场“慢性革命”。王恒：《现代中国政治》，广州，革新评论社，1926年3月出版，第87~95页。那个时候，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中国革命还将持续半个世纪。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初，相当多的*党人对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很快就可以夺取政权。这样一种对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固然容易导致盲动主义，另一方面亦使一些革命者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下仍然保持高昂的革命信念和革命斗志。1927年国民党以武力“清党”*，而*革命仍能继续而不辍，与革命者的高昂信念有着莫大的关系。

前言（3）

中国革命既是“发生”的，更是“发动”的。而要动员广大底层民众起来革命并非易事。*是一个最擅长组织动员、最擅长运动的革命党。这一点在*早期就已崭露。1915~1925年间，由于日本的挑战与刺激，中国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政治抗争行动：一是1915年抗议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二是1919年抗议巴黎和会将山东权益转归日本，三是1925年抗议上海日本工厂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这三次危机姑且称之为“亡国”、“亡省”、“亡人”，也就是说，三次“危机”的程度其实一次比一次减弱，然而“动员”的规模却一次比一次增大。尤其是五卅运动的规模更是空前，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只有40年后的“*”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urgcn　Osterhammel）：《中国革命：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朱章才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0，第2页。之所以如此，一个关键的因素是*的参与。五卅运动是*领导的第一场具有全国性规模和影响的群众运动。是时的*还是一个不足4年党龄、不足千名党员的小党。党员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没有发动和领导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经验。尽管如此，五卅运动仍能轰轰烈烈地持续达数月之久，充分崭露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众运动方面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若说五四孕育了*，五卅则堪称是*崛起的标志，也是*正式登上全国政治舞台的标志。

与*的“群众”路线不同，国民党始终走“精英”路线。晚年孙中山虽然倡导“扶助农工”，仍是以“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去“扶助”“不知不觉”，这与直接以工农利益代表自任的*党人相比，虽有相近之处，更有很大不同。国民党始终与下层民众相脱离，*则很快成长为一个擅长群众运动的动员型政党。

然而，革命史的书写多关注“精英”而漠视“大众”，只见“肋骨”而不见“血肉”，突显“党性”而淡化“人性”，充满“教条”而缺少“鲜活”。其实革命并不缺少“鲜活”的史料，而是史家缺少“鲜活”的眼光。如1980年代中央档案馆和部分地方档案馆合编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细致生动，至今仍少为学界所关注。

革命不是孤立发生的，革命史也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和书写。20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放回到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视野下考察，不仅要研究“革命”，同时也要研究“不革命”和“反革命”。只有将革命的主体力量和革命的敌对力量以及局外各方放在同一个历史场域来考察，才能再现其“众声喧哗”的历史本相。

20世纪上半期，国共两党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中国政治的走向。20年代初，基于对中国“一盘散沙”现状的焦虑，两党不约而同地厌弃西方议会政党体制而选择“以俄为师”，仿效其“*集权”的政党体制和“党在国上”的党治体制，其影响极其深远。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指出，中国革命的目的，和欧洲革命的目的不同。“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孙中山认为，中国革命的目的不是要为个人争自由，而是要为国家争自由。而要实现国家的自由，便要牺牲个人的自由。孙中山的这一主张，为国共两党所认奉。而在实践层面，共产党比国民党贯彻得更好。

1920年代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这一时期，中国国民党也在这一时期改组“再造”。西方议会政党体制经过民初短暂的尝试后即被认为行不通而遭到中国人整体性地否弃，列宁主义政党体制取而代之。列宁主义政党体制具有排他性，不容党外有党，多党并存。对国民党而言，要么“容共”，要么“清共”，不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只有抗战前期的短暂例外）。国共之争，要么全赢，要么全输，不可能共存双赢。

“以俄为师”的另一成果是军队党化。军队党化，本有助于破除北洋以来军队私有化的诸多弊端，但军队为政党控制后，政党之间的竞争，也随之导入武力之途。政权在不同政党之间的转移，最终由枪杆子来决定。不同的是，同样是“党军”，共产党确实做到了枪由党来指挥，兵受“主义”训练；而国民党则异化为以军控政，以军控党的局面。

战争几乎贯穿民国历史的始终，然而军事史堪称民国史研究最薄弱一环。这也许是和平年代文人治史的缺失。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其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如军队的层级构成与组织系统，军事集团与山头派系，战略战术与作战能力，武器装备与后勤给养，情报传递与通讯系统，政工制度与兵民关系，以及军官的出身、教育、待遇、人事升迁，士兵的招募、训练、素养、兵饷、晋升机会、官兵关系、生存状态与心理体验等等，均值得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野研究军队的组织形态，以军事为切入点来理解社会历史，关注武装力量与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均是军事史研究的可能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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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刊物”（1）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新青年》（首卷名《青年杂志》）创刊为开端，以“*”、“科学”为旗帜。这一说法，早已成为学界认同的经典表述。然而，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最初流传之际，时人心目中的“新文化运动”多以五四为端绪，而且身历者所认知的“新文化”、“新思潮”，其精神内涵既不一致，与后来史家的惯常说法亦有相当的出入。后来史家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早已淡出了史家的视野。

数十年来，学界对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之历史叙事，日益趋同。陈平原即注意到，中外学界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历史的叙述，差异最小的是关于《新青年》部分。他举美国学者周策纵与中国学者彭明的研究为例，说明即使是政治立场迥异的学者，对《新青年》历史功绩的描述亦颇为接近。与此同时，学界对《新青年》文本的诠释仍不绝如缕，更有历久弥新的趋向。依据留存下来的《新青年》文本解读其思想意蕴，是既存研究较普遍的范式。而思想演变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则多为研究者漠视。《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景从如流；“新文化”亦非一开始就声势浩然，应者云集。《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实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过去较多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太留意“运动”的进程。对“运动家”的思想主张非常重视，对“运动家”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关联互动则甚少注目。本章拟以《新青年》为视点，综合考察《新青年》同人、论敌及局外各方的不同认知，尽可能“重返”五四前后的历史现场，从“过程”的描述中着力“还原”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本相。

今人的视线，早被“一代名刊”的光环所遮蔽，甚少注意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时，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远的志怀和预设路径。《青年杂志》没有正式的“发刊词”。创刊号上只有一简单的“社告”，内中除申言“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以及“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外，其他均属于编辑体例的具体说明。《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创刊号首篇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文。该文虽有几分“发刊词”的意味，有人将《敬告青年》视作《青年杂志》的正式发刊词。参见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68页。但其所揭示的六条“新青年”准则（“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论旨其实十分空泛。创刊号中另有陈独秀答王庸工的信，声称“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王庸工致记者》，《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一年以后，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也顺撰《新青年》一文。陈独秀：《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该文常被后来史家当作“准发刊词”解读，其实除了要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外，更无多少实际内容。可以说，早期《新青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以青年为拟想读者的普通杂志。有论者称，《青年杂志》采取“锋芒内敛和平易近人的低姿态”，是为了“尽可能地吸引读者和作者”。（参见张耀杰《〈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这一说法从常理上很难成立。在郑振铎的回忆中，《青年杂志》是一个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