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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是谁授权了卫道士们制订这些“规约”的？人们为什么要将自己的手脚捆起来，交给他们去管理？人间的德行与天理究竟是如何交汇的？

不少人总喜欢沿用先秦儒家常谈的“天命”、“天道”来为此作辩护，其实，他们对这些字符的真正意义并不明了。

“天命”、“天道”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五行篇》解开了这个谜语。五行不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而是仁义礼智圣五项德目。其中仁义礼智在同一层个层次，只是善人的行为；圣居更高的层次，能够体认，以德性形于内始达到圣的层次。

善是人的层次，德是天的层次；德而内化，德而形于内，人遂得由仁义礼智的融通提升到天的层次。天是自然，也是超越界。经过四德的内化，人性超凡入圣回到天然，是以经过人心与天心的交汇，经过圣的境界，天命不是降予王者，不是降于周人，而是降在你我他每一个人的身上。

天命遂不是王者的使命，天命的意义平凡而超越，现时而永恒。

因此，饮食男女，要“成圣”很难，而作为普通人的“天命”和“天道”就是要活得自然，活得真实，活得内外“顺达通乐”。

但并不是说，人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像存在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只要我想什么，我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存在，所以就有意义。这种想法的危害在于，它直接导向虚无主义，对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自己的想法。

当今的中国现实，存在主义思想还大有市场，尤其在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刺激下，这种思想以各种面目出现。

“性派对”是很容易归于其中之一翼的，但它却有着自己的精神走势和独特疆域。

应该看到，当着没有外力的抑制而犹能自律，这只有最高“心性修养”的人才能办得到。在通常情况下，一般人是当有外力抑制时，他就收敛些，当外力不存在时，他就放肆些。

“性派对”的行为者正是在这种既有外力（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又不想压抑自身的夹缝中生存，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行为诡异，以地下状态为主，而在实际行为中，他们又能十分放肆，越过一切传统藩蓠，将在办公室和公共场所压抑的心灵尽力伸展开来。

众所周知，婚姻、爱情和性这三件事，既是一回事，又是各不相干的三件事。

从婚姻的角度，从社会的约束的角度看，婚外恋是不道德的。但从爱情的角度上看，没有爱情的婚姻也是不道德的。

这个矛盾如何解决？“性派对”虽然不是解决这个矛盾的良方，但它是否提供了某些值得人们思考的东西呢？

董乐山先生说，中国有史以来的婚姻制度底下，绝大部分都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有的爱情是在结婚以后大家互相培养出来的——不是指腹为婚，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了民国时代还是需要介绍。今天的农村和不少城里人仍然需要这种“中介”。

外国人称这种婚姻叫“为了方便的婚姻”。

“嫁得好还是干得好”曾一度成为媒体争论的热点，但争来论去，还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客观事实却是：不少家庭变成了“维持会”——就是过去敌伪时期给日本人维持社会治安的伪政府，关系勉强维持下去，有儿有女，而且年龄大了，凑合着过算了。

中国九十年代以前离婚一直十分困难，而且是一件特别丢人的事。

尤其是文革期间，除非你的爱人是右派之类，感情不好要离婚简直不可能。不但组织上不同意，就是到了法院去，调解来调解去，五年十年就这么耗过去了，再到双方都白了头发再离掉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种半死不活的“耗生活”其实是违背“天命”和“天道”的，是“恶”的和“不孝”的。怪异的是，身处其中的人们却麻木得连个喷嚏都打不响。

这种触目惊心的事实甚至延续到了今天。据报道，目前中国一千对夫妻只有十三对是真正幸福的，而五百多对则是彼此冷漠。

还有一个在作家文人中进行的调查：十二个人，七个是因为外遇离了婚的，另外五个其中的二个正在进行婚外恋，还没发展到离婚，最后三个有过精神外遇，也就是有贼心没贼胆。

好像没有一个跟另一半是真正忠诚和相爱的。这个数字让人大吃一惊。

年轻的女性不禁会问：“我能保证我与他就是那千分之十三中的一对么？”

“性派对”行为者至少没有这个疑惑，他们不少是有家庭的，甚至是再婚的，可他们的观念已经走出了传统的婚姻之外。

“我们给自己制订法规，我们有自己的‘善’和‘恶’，有自己的‘孝’和‘忤’。我们尽力做自己的主人。”

这是“性派对”行为者共同的心声。

尾声：燃烧的文明从“礼下庶人”到“穿长裤游泳”

中国的儒家文化一直占据着汉文化的主流话语，汉民族的同化能力实在太强，普通百姓随波逐流，不必多说，连自命“天子”的皇帝也不例外。

中国历代的皇家，大概有一半不是汉人。孟子就说周文王是“西夷之人”。秦更被称为“戎狄”。常说的唐，皇家的“李”姓，是李家人还没当皇帝时被恩赐的。这李家人有“虬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