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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不幸与幸运的混血儿。

一九四二年，日本鬼子的枪炮声把我从娘肚里轰下来，掉在一块贫穷落后的土地上。这个地方叫堎下，处清江（现为樟树市）与新余交界处。村后原本有一片参天大枫树，那参天的雄姿，那繁茂的枝叶，也曾结构成耀眼的风景，给堎下增光添彩。儿时的我们常在树下玩耍嬉戏，留下了许多开心的记忆。可后来树被砍了个精光，连地面也挖得百孔千疮，显露的是一片萧索与荒凉。稍远处是一片比村子大得多的坟地，如今新坟已近村不足百米，偶逢旷野风起，纸钱灰就纷纷扬扬飘进村里。在家时常听到老人们讲述一些与坟墓有关的恐怖传说，小孩子听着听着吓得把头钻进妈妈的怀里。村前横躺着的那口死水塘，贮存着全村的污水烂泥。尽管一年四季水绿如墨，其臭如厕，可全村就靠这样一口塘濯身涤衣，浇园灌田，洗粪缸，涮马桶，灭火救灾，畜游禽戏……，集多种功能服务于家家户户。

俗话说，水是生命之源。可我打出世起，就没见堎下哪儿有一眼干净的水井。村子附近沟沟塘塘中雨天积存的那些混黄的浊水就是堎下人赖以生存的琼浆玉液。每年枯水季节，连离村较远的那条“大江”也无水可取，吃水就要向外村拉线求情，看着人家的脸色担点水回家，捂着水缸当油钵。然而，几十年来，我每次回家探亲最头疼的还是行路难问题，别说能过车的马路，村前村后就连大路也没一条。进村出村，只有田间的羊肠小道，至今连自行车也不能骑行。如逢雨天，小道又窄又滑，想骑车进村是不可能的，就是推着车子也寸步难行。

解放前，许多家庭举家搬迁到临江、阁山等地谋生，村里就剩四十多户人家，两百左右人口。由于田少地薄，旱涝不断，且耕作粗糙，大多数农户除了收割季节能吃几天饱饭，没几家存有过年米的。

由于村贫物乏，稍“富”一点的人家把辛苦拥有的一点东西总是看得宝贝一般。不管是土里长的、家里养的，还是嘴里吃的、身上穿的，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再大方的物主也掩饰不住待人的小气。至于那些用半边破锅做饭、穿一条单裤过冬的人家，就只有眼谗心痒的份了。所以，堎下村子虽小，却是你一家我一户，你一房我一族，相互间总是缺乏信任与和谐。

一个“穷”字能激励人挺胸奋进，也能把人的脊梁压塌。我打小在村里看到的，大多是一些让他人见笑让自己丧气的事情。在诸多与穷有关的怪象中，我记忆最深的是我们村老一辈女人那种多年练就的诅咒人的非凡功力。若谁家发现菜园的萝卜被人拔了，辣椒被人摘了，或者傍晚发现鸡鸭被人偷了，晾在外面的衣服不见了，这家的主妇可就有用武之地了。从村东骂到村西，从村前骂到村后，那是一般的骂。一但来劲上火了，有的还提一块砧板、拿一把菜刀、夹一捆稻草盘腿坐在村子前面的空地上，手里边剁稻草嘴里边对天呼喊咒骂。据说这样骂才能唤醒老天开眼，才能骂得灵验。更让人过目难忘的是，这里的骂决非是相骂斗嘴那种骂，而是唱骂。就象唱歌那样，有板有眼，有腔有调，有轻重快慢，有抑扬顿挫。而自编自唱的那些骂词既顺口押韵，又刁钻狠毒，上骂到祖宗八辈下骂到子孙三代。新嫁过来的小媳妇不旁听三五年是上不了这个水准的。不过，这种骂还只是无的放矢的骂，因为失主还心中无数，找不到怀疑对象。如果物主一但象那个失了斧子的人有了怀疑对象，那就不同了。她虽然不敢闯进人家屋里去搜，但她的正面，她的眼睛，她的骂声一定会对着目标不离左右。虽然并未指名道姓，只是指桑骂槐，但一听就知道那是在骂谁。如果对方是个人口少背景弱的软门之家，那他就只有拉着老婆孩子躲进屋里不出门、不吭声、不露面，任之、忍之、避之。要是对方是个人口多靠山强的硬门户，那就热闹了。轻则对咒对骂，重则大打出手。这样，本来起始于女人的一件小事，接着就牵扯上了男人乃至全家，甚至还波及全族……。这样，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房与房之间的血脉亲情就被这经常不断的闹腾打折了腰，骂散了架。

令人不安的是，这种村风至今难改，遗害后人。改革开放前，也就是走集体化道路的那些年月，最初全村以众厅（村中心供村民休憩、议事、祭祀的公共场所）为界分为两个生产队，可两队纠纷不断；后来并作一个队，仍是无人能稳住阵脚。那些年我每次回村，常闻相骂吵架之声，全村很难有几天宁静的日子。看着堎下这般情境，七十年代初，上级便从外村派了一个能人来当队长，仅一年就给堎下办了三件大事。一是打了一口水井（尽管后因水质太差被废弃）；二是填平了村前那一条没多大用处的水圳，给村里平添了二、三十亩上等良田；三是这一年每亩增产上百斤谷子，让全村人第一年（第一次）不愁肚子不饱。一年后，请来的队长走了，堎下的一切又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改革开放后，堎下人终于可以为肚子不挨饿而沾沾自喜；一些劳力较多的人家更可以为自己能撑起一栋新屋而心满意足。虽然这些变化跟外地相比实难同日而语，但毕竟是值得高兴的。然而，当我每次回家踩着烂泥小道步行进村，看着村中的破败境相，心里常会涌起一阵难堪和酸楚。我也曾与村里的管事人议论有关事情，管事人也曾很有抱负地对我谈了他们一些很好的设想。可谈完打算，一个个都摇头叹息说，唉，难哪！首先，要办事就要钱，一个“钱”字就能把人压得直不起腰！前几年倒是想过向出门在外的堎下人集资，可即使这样搞到一点钱，怎么花也是一个问题。每次村里商讨这些事，常常是村东的人要修厅，村西的人就要架桥；前一任村民小组长没办成的事，后一任也别想办成（堎下的村民小组长好象是轮着当的）。不管大事小事，村东村西南房北屋总是针锋相对。所以，资也无人去集了，村里的事就这样你不管我不管谁也不管地搁着。这就难怪村里至今连个歇脚议事的地方也没有（老众厅早已成了废墟），连一条通向村外的大路也修不成。

与堎下形成对比的是，环村不足三里远处，有几个大村庄与我们村田地相连。那些村不但庄大人多，而且富裕昌盛。在旧社会，人多就势众，财大就气粗；人少就受欺压，人穷就遭蹂躏。更何况堎下就是这样一个内讧不断、一盘散沙的小穷村，被这样几个大村包围着，就象捏在人家手心里的一个泥丸，要圆就圆，要扁就扁。

小时侯曾听大人说，有一次我们村一个“富家”媳妇看到有人在她家田里摘油菜心，满以为这回总算逮着了一个，于是就边叫边追过去抓偷菜贼。可走近一看小偷竟是前面大村里的一个无赖。小媳妇这一吓非同小可，失魂落魄地掉头就逃。那偷菜贼居然在后面紧追不舍，一直追进村里。就在众厅前惊天动地地大闹大骂：“你这个臭婊子死出来，老子摘你的菜是看得起你！惹发老子的火，老子不光要摘你的菜，还要操你的×，……你堎下人死出来看看你爷爷是谁！爷爷撒泡尿也要溺死你全村！”俗话说，叫花子门前也有三尺硬地。可堎下一寸硬地也没有。人家在门前撒野使泼，谁敢放气出声？那些在村里说话惯于气傲声粗的人，此时一个也不见了。

这就是孕育我生命的地方——过去穷得常受人欺凌，现在仍跟不上趟的堎下村

第一章　家鄉給我的不只是生命之二　我出身在这样一个家庭

父亲名荣辉，字耀辰。听奶奶说，父亲年幼时，是远近闻名的才子。但由于家境不济，小学毕业后再无力供其继续深造，正值豆蔻年华的他就辍学在家，成了全村唯一的一个“斯文”。最初，父亲在自家堂上办了一个私塾，但求学者甚少，不久就停办了。此后，父亲就一面行医卖药，一面耕种祖上传下的十多亩薄田（农忙也请一些零工）聊以度日。直至复查土改前，那时祖母还在，全家三个大人，四个儿女共七口，经济状况在全村虽数不上最好，却也算得上比下有余。

父亲虽然只念过小学，但古文基础却很扎实，而且能写一手好字。每逢春节或村里办红白大事，众厅壁、柱上张贴的所有对联、横幅等大小文字，全都出自父亲的手笔。记得当年我们村祠堂的正中挂着一块描金大扁，上书“聚和堂”三字。父亲年年取前两个字，用最工正的笔迹、最醒目的字体，自拟一幅春联：“聚集尊卑多生产和谐长幼都勤劳”张贴在众厅正堂的两根顶樑柱上。这幅对联明显寄托着父亲对堎下村风村情的良好愿望—他是在向村人大声呼唤“团结”与“和谐”啊！

我还记得，那时我家客厅正面墙上，长年贴着一帧裱得很漂亮的字屏。上面书写着四行诗一般的文字：“春日勤耕要向前，夏日早起莫贪眠，秋天不种无收拾，冬至饥寒莫怨天。”这张字屏旧了破了就重写重贴。每次写，每次贴，父亲都要把我们叫到跟前，一边教我们识字，一边教我们背诵，还给我们讲解每句诗的意思，并叮嘱我们长大了莫负诗意。

父亲忠厚耿直，给人看病开方认真仔细，从不出错，从不收昧心钱。七方八邻认识他的人都尊他一声“先生”。父亲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妹妹，十三岁就出嫁了。孤身立命，在村里实在势单力薄。虽有“先生”之称，在那弱肉强食的年代，也只能让人七分，陪着小心过日子。

父亲一生从无奢求，就盼着一个人人平等、互不相欺的太平新世。所以解放初期，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那几年，原本性格开朗乐观，高兴时常爱哼几句京戏的父亲是那么开心。四十多岁的人就象年轻人似的，跟着工作队唱革命歌曲，扭秧歌，写标语，搞宣传，整天喜笑颜开。好象翻身得解放的就是他。记得那时他对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现在解放了好啊，再不用担惊受怕了！”

可是，父亲的憨厚让他只看到其一，没去深思其二。一九五二年冬，复查土改工作队进了村，阶级斗争顿时紧张起来。清田地，估财产，划成份，很快就形成了暴风雨欲来之势，对我们家不利的风声也越来越紧。父亲开始有些紧张，但很快就镇定了下来。在我们村东面的三里远处，有一个千户大村叫黎圩。那里是一个集市。因此不少村民一边种田一边开店做生意，不开店的也能经常挣些活钱。所以大部份农户都很富裕。父亲说，我在黎圩只能算贫农，最多也是个中农。如果我划地主，那黎圩不要成地主村了？

后面的事实证明，父亲想得太简单了。他没有想到我们村不是黎圩是堎下，各村有各村的情况。如果村子里没有一个地主，那阶级斗争岂不成了一句空话？群众既没斗争对象，又无胜利果实可分，积极性从何而来？而我们家在村里虽不是最富的，却是还算富裕的少数几户人家中兄弟最少的一家。老的老，小的小，中间就他和母亲两人象是在风浪中撑着一叶小舟，被颠覆的危险随时即至。在这种紧张的阶级斗争中，憨实的父亲根本没想到这些。

而我的母亲虽然没念过书，却比父亲更明白。她预感到情况不太对头，便悄悄地为今后的生计动作起来。她把家里的大米、红薯干等粮食用布袋装，用衣被包，用罈罐盛，晚上偷偷地搬出去，或寄在邻居家，或藏在灰堆里，或埋在粪底下……。

父亲知道了，死活不让，还怪母亲说：“你这是自己找死呀，还不一定划上呢。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