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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2页)

1月28日晚,日军按预定计划,在上海点燃战火,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为之振奋,坚决要求政府领导抗日。1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1月31日,汪精卫在开封联欢社作报告,他说:“我们并不主张对日绝交,因为日本对我所用手段已经超过绝交,超过宣战,已是不断的进攻与占领了。仅对日绝交,是不能发生何等作用的。不主张对日宣战,因为此次日本对我虽无宣战之名,而有宣战之实,这种事实,是破坏万国联盟公约……中国此时应联合签约各国,以制裁日本,用不着宣战的。”'《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2月13日,汪精卫在洛阳铁道部官邪正式发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主张,他说:“以土广民众之中国,对富国强兵之日本,纵使有一二城镇,不幸而落彼手中,而中国之内,人人皆抵抗,处处皆抵抗,日本虽有二三百万精兵,亦不能遍布也。”“至于外交方面,中国此次有十分理由,可要求国际联盟华盛顿九国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签字各国出而干涉,中国既有此理由,在外交上决不可放弃。”'《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4月10日,汪精卫在国难会议大会补充报告中说:“政府对于外交,决在一最低限度下办理,在最低限度以上,则纵国人不谅,但求问心无愧,亦当办理,否则无论如何,决不为暴力屈服。因政府如签丧权辱国条约而亡国,不如不签而亡较有复兴之可能,故政府于此,亦可和亦可战,即能在最低限度以上可解决,即可和,否则即可战。”'《国闻周报》第9卷第15期,1932年4月18日。'

对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方针,汪精卫具体解释说:“现在国民政府并没有签定丧权辱国的条约,所以同时并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冀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以下时,我们决不让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时,亦不固作强硬。这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最低限度以上,我们忍受,即是交涉;最低限度以下,我们拒绝,即是抵抗。”'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出版社,1943年版,第229页。'

在这里,汪精卫反复强调了以“最低限度”为分界线的两面政策,表明国民党政府已决心接受一种不平等条约,但这种不平等条,约的最低限度如何,并没有严格的规定。这就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付诸行动时,提供了极大的伸缩性。在“一面抵抗”时,汪精卫说:“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汪精卫在这寥寥数语中,即道出中国不具备起码的抵抗条件,不能抵抗的原因和他的“一面抵抗”的根据。因此,“政府为避免战祸计,已不恤一再迁就日本之要求,始则对于民众抗日之言论行动稍涉激烈者,均予禁止,继再晓谕各种民众团体活动,取消抗日名义,以杜强邻之借口。”'《国府宣言》1932年1月30日,《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十分明显,汪精卫极力主张对日退让,他的所谓“抵抗”,是十分有限的,其目的只是想先“抵抗”一阵子,尔后同“强敌”订约,这样既可应付全国舆论,又可避免违背“攘外必先安内”之政策。汪精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对日方针的实质,只不过是把国民党政府一直推行的妥协依赖外交变换一种说法而已。

此时,军权在握的蒋介石提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在方法上,“交涉开始以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最大限度。”在程度上,“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不要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借。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31页。'

由此可见,蒋介石也只是主张通过一定的抵抗,实现与日本的“交涉”,达最终与日妥协结束淞沪战争之目的,与汪精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实质上是一致的。因此,第19路军奋起抵抗后,国民党政府对淞沪抗战采取了两面政策,一方面为了其本身的利益及应付全国舆论,采取了一些表示抵抗的措施;另一方面为谋求对日妥协,实现与日本的交涉,尽快结束淞沪战争,又不惜以釜底抽薪的手段,暗中阻挠和破坏淞沪抗战。

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抵抗”措施有:

第一、迁都洛阳。

1月29日,国民党政府和中央党部决定将首都临时迁往河南省的古都洛阳。同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联合发表《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谓:“兹者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同时表示要“督励军警,从事自卫,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军政部长何应钦留京负京沪治安之责,外交部长罗文干负外交之责。不久,国民党中央又决定外交由汪精卫负全责,军事由军事委员会负全责。

第二、组织军事委员会。

1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组织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等为委员,主持对日军事。

第三、制定“全国防卫计划”。

2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长期性、全国性”的“抗日作战计划”,经过连续两天的会议,决定了划分为4个防卫区和1个预备区的“全国防卫计划”。

第四、组调第5军增援淞沪抗战。

淞沪抗战爆发后,淞沪警备司令戴裁电呈国民党中央:“除督率所部誓死抵抗外,敬祈迅赐电调京沪、沪杭两路友军来沪增援。”'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0页。'

社会各界和全国人民,也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调兵增援上海。在此形势下,蒋介石指令军政部调集京沪、沪杭两路的第87、第88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5军,任命张治中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统率所部赴沪“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58页。'

第五、为应付全国要求抗日的舆论,国民党在四届二中全会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切实施行军事委员会所定全国防卫计划”,“全国军队,应以国防为主目的,剿匪为副目的,同时并当积极改进,务适于国防之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综上所述,说明国民党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比处理“九·一八”事变前进了一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

(一)日军侵略上海,损害了蒋介石集团的利益。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蒋介石集团统治的要害地区,日军进攻上海,不仅使蒋介石集团经济利益受到极大损害,而且也威胁到“首都及长江上下游各重要市镇”的安全,日蒋矛盾加深。

(二)为全国抗战呼声所迫。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给第19路军抗战以积极的支援,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力主抗日并热情支持第19路军抗战,而且国民党一些右派人物也主张抵抗。为缓和国内矛盾,应付国内舆论,争取国际同情,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作出一些抵抗的姿态,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并无抗战的决心,高喊所谓“抵抗”,也多是停留在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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