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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贝加尔省省委书记毛岸英。中国人民解放军贝加尔省军区司令员程耿，原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为贝加尔省军区副司令员。

由这批“国共双方”组成的党政军领导班子，去管理这个比TW大25倍还多的外蒙专区以北，贝加尔湖以东，北纬53度以南和贝加尔湖以西，伊尔库茨克州，图库，等地区。共计90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新增领土。

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赶路久了，脚步停下来，总要回头看看自己所走过的路，这时感悟才油然而生。

蒋家父子在政治道路上赶路的脚步在1952年被迫的停了下来，在过去的7年时间，回首自己走过了许许多多的路，爬过了许许多多的山，涉过许许多多的河，反省着自己。

蒋家父子就像在大树下酣然睡了一觉，长眠醒来后却发现梦中一日，人间一年。中国这个几千年的古国，在最高首长领导下，在这段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走过了极为不寻常的经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7年的时间并不算长，而伴随着中国强力的崛起，一扫百年的萎靡，风雷动，旌旗奋，震人寰。在世界上掀起一次次海啸的震荡，世界遭遇到了中国共产党飓风的洗礼。

他们从往返在中美之间的宋美玲和那些跑到美国的孙男弟女们那里和每天的报纸，广播，电视的新闻联播中知道，世界瞩目着中国，世界要看中国的眼神行事。这是他们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他们在庐山的那个院子里，为自己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中国这么快能够在自己所留下的千疮百孔的战争废墟中，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逆势发展。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巨人。

他们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亲眼目睹了中国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象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在世界的东方。这一切自己能做到吗？他们始终在脑海里不断的问着自己，答案是肯定的，不能绝对做不到在这些年中，他们领略到了最高首长那哲学、管理、**生涯、人生修行等方方面面的风采和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国际地位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们服气了。而且是心服口服，服的彻底。

最高首长教育改造人的思想，是一套博大精深、内容丰富的完整体系。他指出：犯人也是人，是人就是可以改造的。而且最高首长改造罪犯的伟大思想创造了中国改造罪犯工作的奇迹。这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只有在他的领导下，社会才能出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良好的社会局面。

最高首长说的很明白，“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慢慢来，不性急。1年、2年、7年、8年，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进步的。”

对于在TW被俘的头号战犯蒋介石，他明确的指示，蒋介石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不是因为他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逼迫人家改造也不好，还是让他自我反省，自己觉悟。要给他在庐山盖个院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年老有病，要给他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而且要给他一些文件看，让他知道我们是怎么做的。也可以听听他的意见。在适当的时候让他出去走走看看。要允许蒋经国与其同住，蒋家在海外亲属可以前来探亲，来去自由嘛。如果他改造好了，有了觉悟，还想为这个国家再做点事的话，也可以让他出来工作嘛。

蒋介石不是大**者，因为他缺乏作**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民主斗士，他纵有此宏愿，也无此机会。但他是个民族主义者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如果没有蒋介石，当时中国的台湾、东北被日本占领，中国将被各地军阀分割成无数个小国家，当时在中国唯一可以控制全国各地军阀、中央军、黄埔系、准嫡系和嫡系拥有几百万军力的国民政府党、政、军非蒋介石莫属，没有第二人，所以说，蒋介石的存在在促进中国领土完整这个问题上起到过重要的作用。用他自己的话讲：他有一颗“不可动摇之国家决心。”就是在后世直到他死的那一刻他还抱着他那神圣的理想：中国终将实现统一。这一点和中国共产党人是一致的。

蒋介石在被俘后，**把他这个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垂死的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他曾满含着激动的泪水拉着周总理的手说：“你们**人胸襟博大真是令人敬佩之极。我都看到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从来没有象在你们手中这么强大过。洋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老实过。你们**人在润之的领导下，让中国顶天立地。你们说爱国一家人，爱国不分先后，只要你们有能用的着我蒋某人的地方，只要能对国家和民族再献点余热，我蒋某人一定万死不辞。”

在1956年当他看到中国平息了西藏**分子发动的叛乱的简报后，他人心大快，对自己儿子蒋经国说：“杀的好谁要是闹独立，就让谁掉脑袋。”

当他看到中国对印度发动了边界反击战，他犹如一个战场上的参谋一样，每天趴在地图上，按着战报在上面，画着一条条红线，蓝线，在上面涂抹着一面面小红旗。当他看着中国成功的解体了印度，并把山南那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入了中国的版图，他再也坐不住了。在这么一场伟大的民族振兴之中，自己绝不能再做一个旁观者了。

他拿起了毛笔，力透纸背给最高首长写了一封“求职信”。

润之惠鉴：

值此中国取得对印度作战胜利之际，我同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庆祝中华民族又一次取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为中华民族开疆扩土，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使中国成了横跨两洋的国家。

关于我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和罪过，在去年5月间写的“中正自述”中已详细的做了交代。我自己认识到了，自从1927年我作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总代表，坚持**的立场。手上沾满了中国共产党人民的鲜血。“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错误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继续对红军进行“围剿”。造成红军的大量伤亡。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西安事变后，与贵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建立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部署和指挥中国军队开赴华北和淞沪前线，抗御日本侵略军。组织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也曾为中华民族抗击外来的侵略出过微薄之力，当然也犯过一些战略战术方面的错误。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又全面发动内战，而且“无罪”释放了末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逃到台湾后，继续坚持与人民为敌。又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新的罪行。

我犯的错误和罪行很多，在“中正自述”中我已经交代并作了反省和检讨，这里不再一一赘述。我的错误和罪恶的根源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造成的。

润之，1952年2月，我已被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在生命垂危之时，是你们**人用最好的医生，使用最好的药，对我进行24小时特殊护理，并组织最好的心肺专家对我的病情进行会诊。而且承担了一切费用。中央又为我派来了专门的医疗小组。对我进行了全力的抢救和精心治疗。

是你，又批准我回大陆安度晚年，并拨出专款在庐山为我修建宅院。允许犬子蒋经国与我同住。在海外的亲属可以前来探亲，来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