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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从未间断，成功站在全国武术冠军的领奖台上。

在“舟舟们”身上，你可以看到，对智能判断的传统标准是相当偏颇的，传统智力测验的片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人类并不是只有单一的心理、单一的智能和单一的解决问题与创造产品的能力。你有语言文字的天赋，他有身体操作的潜质，我有数理运算的才能，这些不同的智能与一个人大脑特定区域的发达程度有关，是可以相对独立运作的。这决定了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判断谁优谁劣是困难的、不科学的。如果说我们可以以舟舟在数理上与常人的差距，来判定舟舟是一个低智能患者，那么，是否可以以常人与舟舟在音乐上的差距，来判定这些看似正常的人也是低智能患者呢？可见，人类需要重新审视“一般智能”与“特殊智能”的关系。

事实上，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人类智能特征的探讨。而且若干世纪以来，对于智能是否能够分割，一直争论不休，至今无法达成共识。古希腊诗人阿克洛克斯（约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说过：“狐狸千伎百俩而有尽，刺猬一技之长而无穷。”由此引出了非常有意思的对人类智能认识的两个派别，即“狐狸派”和“刺猬派”。“狐狸派”认为人的智能可以分成若干单元；“刺猬派”则把人的智能看作一个整体。智能的大小、智商的高低是可以排序的。在大脑的研究领域，出现了“定位论者”和“整体论者”。前者相信神经系统的不同部分，是传递不同智能的介质；后者认为智能的主要功能，是作为大脑的总体属性。在研究儿童发展的领域里，一派认为心理有普遍的结构，一派认为有数量较大的、相对独立的一组心理能力存在。

随着神经生物学的发展，在大脑定位问题上，人们的认识越来越趋向统一。多数神经心理学家认为，大脑的功能既有专门化又有分散化的特点。就是说，大脑可以分为特定的区域，某个区域对完成某些任务来说，相对重要一些，而对完成其他任务来说，则相对不那么重要。无论怎样，并非大脑的所有区域，甚至说没有任何一个区域，在重要性方面具有确定的梯度。同时，来自实验心理学的研究，也证明了不同的认知和智力的功能是与大脑的不同区域相联系的。比如，研究证明，对于正常使用右手的人来说，语言能力基本上都是偏向左半球的。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音乐能力都受大脑右半球的控制。

加德纳在吸取了遗传学、神经生物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的心理和大脑由很多部位、器官和智能组成，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按照自己的规则相对独立地运作”的观点。这个观点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同。

“舟舟们”在音乐、体育等方面的成功，起码可以证明人的智能是多元的，并且是能够独立运作的。而且，经临床研究发现，自闭症患者往往在音乐、绘画等领域里具有超常的智能。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人们习惯于把一个人在语言、逻辑方面的能力叫智能，而把一个人在音乐、体育方面的智能称为特长，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世界上不存在智能结构完全相同的人。人的特长不是平面的，也就是说某一方面可能是你的强项，另一方面可能就是你的弱项，而在其他一两个方面你可能很一般。所以，你不必为某一方面的天赋而欢喜，也不应为某一方面的缺陷而懊恼。你要做的，就是始终保持热恋时的激情，发掘你大脑中的一块块“处女地”，努力寻找最肥沃的那一片，勤奋地浇灌它，使它成长为你生命中最靓丽的风景。

从动物实验看IQ的可塑性（1）

迄今为止，专家们从没有停止过对人类智能是单一还是多元的争论，而社会大众更关心人的智能究竟是遗传决定的，还是后天可塑的；是天赋的，还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这自然也成了心理学界争论的另一个焦点。

1994年秋，一本书的出版让这个秋天平添了几分热度。这本书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钟型曲线》。其作者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查德·贺恩斯坦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政治科学家查尔斯·莫里。他们认为智能的高低呈正态分布，智能特别高和特别低的人都很少，大多数人的智能居中。如果以智商高低为横轴，人数多少为竖轴，智能分布曲线就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像一口大钟的形状。他们还以证据表明，智能是遗传的。社会问题是由低智能的人造成的，而智能无法通过社会干预从根本上改变。书中关于智能的结论，为心理测量学家所认同，但人们对该书的评论基本上都是持反对态度的。

智商极高或极低的人都是个别的，绝大多数人在智能上没有根本差别，这样的观点已经为大多数人所熟知。这似乎为“天才”的存在找到了理论依据，但它关于先天的智能与后天环境、教育、个人努力等因素之间没有多大关联的结论并不能让人信服，而许多实验也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加利福亚大学的马克·罗森兹威格小组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开始在内容丰富的环境中饲养动物，主要是老鼠。动物们有许多同伴及各种各样的“玩具”，比如梯子、轮子等。而另一组用来对比的动物则饲养在单调的环境里，只有足够的食物，没有其他任何特色。结果在内容丰富的环境里饲养的老鼠，比那些吃得好但笨拙一些的老鼠，不但各种行为活动表现得更灵活，而且外型也显得更匀称。在两类不同环境里生长的老鼠生活了80天以后，全部同时杀掉，再分析它们的大脑。主要的发现是：在丰富环境里生活的老鼠，其大脑皮层比那些在单调环境里生活的老鼠要重4％，虽然后者比前者长得肥一些。最重要的一点是，其大脑重量增加最多的部分，是它们的视知觉部分，也许就是在丰富的环境里被特别刺激了的部分。通过解剖还发现，在那些在复杂的环境里饲养的动物大脑的某些区域里，存在较大的神经细胞以及较多的突触（一个神经元的轴突接触并影响另一个神经元的树突或胞体的部位）、突触联结和其他树状联结。

这个实验证明，内容丰富的环境能产生较复杂的行为，并且能使大脑在容积上产生明显的变化。如果你仅对大脑的一半提供丰富的环境，那么就只有那一半的大脑才会出现细胞结构上的变化。罗森兹威格概括说：“大脑区域总体上的变化，因经验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个变化在神经元水平上与突触联结的数量、式样及质量是相关联的。”

美国神经学家诺曼·格什温致力于中风和脑损伤对病人影响的研究，他通过大量的案例，证明了病人因为大脑损伤而丧失或复得的能力，而且这些能力的变化是惊人的，以违反直觉的形式出现。

看似严谨的科学在许多时候是捉弄人的，由“地心说”到“日心说”，就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例子。研究遗传学的科学家们，使用相同的资料，却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研究结论。有些科学家认为，通过智商测试测量出的智能，80％由遗传决定；而另一些科学家却认为，遗传因素对人的智能所起作用的比例，小于20％，甚至是零。

从动物实验看IQ的可塑性（2）

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从来都是一件好事情。人们不是在争论中越走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当然，科学不是决策，争论永远不会停止，科学也就没有止境。或许没有争论，就只会有“科霸”（或伪科学），而不会有真正的科学。现在，绝大多数专家们已经统一在这样的认识之下，即一个人的智能取决于遗传基因和特定时空中后天的生活环境，是基因与环境之间动态的相互影响的结果。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首先，人的智能存在很大的可塑性。既然丰富的环境可以刺激老鼠大脑的发育，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人类大脑的发育也会因生长环境的不同而出现差异。人的机体受后天生活条件及主观塑造等方面的影响，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问题了。而人的心智也和肌体一样，受后天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今信息化、科学化、专业化的社会环境里，后天环境影响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把人的大脑比做一个工厂的话，那么在建厂起始，你投入多大的资金，用什么建筑材料，采用什么样的设备，对这个工厂今后的生产水平有着重大的影响。儿童时期的大脑具有很强的“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即使一个人没有什么特殊的天赋，只要给予足够的物质营养和“信息”材料，其大脑的“生产规模”也会得到迅速的发展。关键是你给儿童的大脑什么样的“信息”材料，给多少，以什么样的方式给。这决定你的大脑向什么方面（善于生产什么）发展，以及发展（数量与效率）的程度。

其次，人的智能的可塑性存在临界阶段。越来越多的实验记录表明，在生命的早期，尤其是在出生后的头几个月里，智能存在很大的可塑性和灵活性，幼儿时期大脑的可塑性是较强的。但是，两岁以后（也有人认为18个月后），就进入了临界阶段，大脑智能的可塑性骤然下降，甚至丧失。有这样一个例子：美国萨克研究院的神经生物学家麦克韦斯·科沃恩研究发现，人的前脑和眼睛的神经部分，都是从神经板的顶端发展起来的。如果在一个人发育的早期，取掉一小片外胚层组织，邻近的细胞就会增殖，脑和眼仍然会正常发育。如果手术实施得稍晚一些，则会给前脑和眼睛带来永久性缺陷。

一个人大脑的智能的可塑性过了临界阶段以后，其开发的重点就由“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转入“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了。打个比喻说，大脑的智能发育相当于一个工厂建设，大脑处于可塑阶段时，重点在于建设规模问题；而大脑过了临界阶段以后，重点就是如何提高效率（培养什么样思维方式），以及（为大脑）提供什么样的、多大数量的“原材料”等问题了。

再次，人的智能的可塑性受遗传因素的制约。“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某种“规定性”，以此来保证A是A、B是B，A不会成为B，B也不会成为A。这样自然界才是丰富繁杂而又有序可辨的。所谓“规定性”是指，任何一种有机体的系统（像神经系统）沿着某一路线，而不沿其他路线发展的倾向。表现在人类身上，就是指人的智能沿着一定路线发展的预测性和选择性。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也不可能让老鼠学会飞翔，这是由有机体沿着某一路线发展的方向决定了的，是遗传因素的限制。人类的能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同样有基因的基础作用。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认为，人一生下来，必定就拥有相当可观的语言规则及其形式的“固有知识”，在如何破译和说出他们自己的语言以及任何“自然语言”方面，他们所具有的特殊臆测能力，是与生俱来的。

人类和万物一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是自然和谐共生的法则。人一生的努力，应该建立在承认遗传作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展早期的可塑性，并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内涵式扩大再生产”。

从舞蹈家看身体－动觉智能的培育（1）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这位从深山里走出来的善于用肢体说话的神秘舞蹈家是一个“巫女”，台湾地区及东南亚的观众更称她为“舞神”。她所演绎的纯净柔美的舞蹈，具有特殊的艺术形象和特殊的灵慧气质，是在自然原始的人文风貌里孕育出的艺术瑰宝。初看，令人赞叹她的指尖细腕的微妙语言；续看，你会领悟到其舞蹈神韵中含有的盈动之灵气；而再三欣赏时，便可体味沉淀其中的一股隽永的心灵之美。对于这样一个宛如传递着天地自然生息的神秘使者，一个美丽动人的轻盈身影流淌出来的丝丝入扣的生命律动，着实不能不让众生惊为“天人”。

这是人们对舞蹈家杨丽萍的赞美，我们也可以看作是对人类身体…动觉智能的生动形象的诠释。

加德纳认为，对人的整个身体运动的控制能力和熟练摆弄物件的能力，是身体智能的核心。我觉得，一个人善于运用整个身体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是身体…动觉智能的精髓。世界上有敏锐掌握自己身体运动的人，如体操和跳水、游泳运动员等；有巧妙地操作工作对象的人，如手工艺人、球类运动员和乐器演奏家等；另外，发明家和演员等，对身体的运用也是有独到之处的。但在所有的身体技能的运用中，没有哪一种能超过舞蹈的高度，因为它表达的是思想。

人们一般认为，用身体所做的事，与那些主要通过语言、逻辑或其他抽象符号系统的运用来解决问题的工作比较起来，似乎要简单得多，也并不是那么重要。尽管奥运会冠军的光鲜让人羡慕，但回到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人，还是把体育运动员看作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那些在语、数、理、化等学业上成绩优异的学生及其家长们，一般心生喜悦，家长也乐于谈论孩子的表现；那些在体育、音乐等方面资质很高的学生的家长们，一般心存无奈，仿佛低人一等；而印度人则把肉身当作通往得救之路的短暂载体，以致这个有着11亿人口的大国，在奥运会上却没有应有的表现。现在，虽说参与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了，但人们对运动的认识依然停留在提高身体素质、增进身体健康的层面上，并没有作为一项智能来看待。

我们来看美国犹太裔小说家诺曼·梅勒是怎么认识身体智能的。他说：“除了文字、符号语言和自然语言外，还有另外的语言存在。身体语言也是语言，拳击就是其中之一。一位职业拳击家……通过指挥自己的身体说话，这种指挥从智能上说，就像任何一种心灵的活动那样独立、微妙与完整。在用自己的身体参与拳击运动时，拳击家依靠智慧、风格以及惊人的完美天赋来表达自己。拳击是两个人之间身体的对话，是两套智能之间的快速辩论。”

近代心理学家已经发现并强调，大脑的许多功能都需要广泛分布的不同脑区共同协作。一个人身体的运用和其他认知能力的使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知觉系统和运动系统有着复杂微妙的相互作用。可见，为了不荒废你或你的子女在身体智能方面的独特潜能，或者为了你或你的子女综合智能的协调开发，都有必要对人类身体…动觉智能做一些新的了解，并在这个基础上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

其一，不能忽视了肢体运动的功劳。从本质上说，智能是人类按照特定方式，在处理特定种类的信息时的一种生物心理潜能。因此，智能必然涉及有关神经网络的执行过程。这当然就涉及运动智能在大脑中的定位问题。神经学家们研究发现，在运动性活动中，大多数人大脑的左半球表现出支配性倾向。左撇子的特征，是大脑的右半球控制运动性活动的功能。而大脑不同区域的形成与发展正是人类肢体运动的功劳。大量的研究、实验、观察证明，人类从使用树枝、简单的石器，到制作和使用简单的工具，再到创造与操作各种复杂的工具及精密设备，在这个人类进化的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正是肢体的运动，起到了逐渐增大整个大脑容积的作用，正是运动促进了大脑的发育，改善了大脑的机能，为人们从事智力活动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可以说，人脑的发育与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