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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1）

公元前180年7月的一天，天气炎热，长安的长乐宫中笼罩着一层乌云，实际统治大汉王朝十五年之久的吕太后死了。权力政治的空白，让这个帝国的各种势力开始跃跃欲试，吕氏家族、功臣集团、刘姓诸侯王，三者之间谁将获得这个王朝的最高权力，帝国政治的走向将出现怎样一种状态？扑朔迷离。

政变，当然在刀光血影之间上场了。

古往今来，政变之后的政治，不外乎两种结果：更好或更差。

而这场政变，带来的却是一个罕见的封建盛世。“周曰成康，汉云文景，美矣！”这是后世史官对于这个盛世的评价。

这本书描述的就是这个盛世的前因后果。我想，应该趁机回溯一下关于这本书的写作初衷。

那是在前年，我的师兄孟宪实向中影集团推荐，让我写《文景之治》的电视剧剧本。对于汉史，我一向很关注，之前已经出版了汉史小说《亭长小武》，也正好是将电视剧改编权卖给了中影集团，想象着如果在荧屏上能展示自己对于西汉前期历史的看法，那将是件很快乐的事。于是很快着手，搞出了个大纲。

可惜由于去年广电部下令，限制在中央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的历史剧的数量，于是很多影视公司纷纷改弦易辙，中止了历史剧的拍摄计划。《文景之治》的提纲也因此泥牛入海。

后来承重庆出版社向我约历史小说稿，当时我手头的几部小说，都已经被出版商预定，所以想着把《文景之治》的剧本大纲写成一个历史读物，这个想法的产生，同时也是因为迄今为止，有关汉代，似乎还没有一部很好的用白话讲述的读物，于是欲用暇余时间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个工作，不像小说的写作那么需要刻意经营，而仅需要学养的资助，少了很多绞尽脑汁之苦，还可以借此温习《史记》、《汉书》，又何乐而不为呢？如今看来，这个目的确实也达到了。很多史书的细节，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刨根究底的描述，自己在平常的阅读中，是往往会一瞥而过的。

需要郑重地指出，这本书的内容虽然是严肃的，写法却是非常轻松的，有些细节的陈述，在不背离历史事实的前提下，甚至是带有文学性的。这后一点，我希望执著于“真实历史”的读者们不要误解，文学性并不等于戏说。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适当的文学描述，可能是推广历史的绝佳办法。古今很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左传》和《史记》的内容有很多的妄诞之处，因为其中很多场合的隐秘对话，只有当事人清楚，几百年后的史官，是靠什么记述呢，显然不过是想象。就像紧张得扣人心弦的《鸿门宴》，如果不是司马迁惊人的想象力和文学才能，我们读了，也肯定会打瞌睡的。

如今，《左传》和《史记》这两本书被公认为文学和史学结合的完美典范，而那些断烂朝报式的帝王的起居注却往往缩在图书馆书橱的一隅蒙灰。

且不说那些严肃的研究专著，任何有一定追求的历史读物，作者在心中都是有着他的历史观的，我也不例外。在客观阐述文景之治这段史实的过程中，其中的很多人物和历史事件经常让我有一些不吐不快的看法，它们逼着我停住叙述的脚步，或者分析，或者探究，或者慨叹一番。司马迁也常常说，当他读史料的时候，往往“废书而叹”，他在每个本纪、世家、列传的末尾，都有传赞，那些都是极为精致美好的短文，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模样是何等的栩栩如生，他跨越了两千年的长河，在和我们对话。我自然远达不到他那样渊博的知识和超凡的文字能力，然而，我是站在许多学者们的肩膀上，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以及人类当今所能具有的理性科学来对这些历史进行评价的，或者也有一点可供裁择的管见罢。

历来写汉史的历史读物，大多仅仅采用传世文献，而当今汉代出土文献日渐增多，其中记载的中下层官吏和平民的生活状况，也是不该被忽视的。尤其是文景之治作为第一个有确切文献记载的封建盛世，在它的治下，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到底如何，大概才真正是衡量盛世的标准。所以，我也尽可能采用这些出土文献，来进行辅助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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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2）

虽然本书的写作是因《文景之治》的历史剧大纲而起，但不会以之而终。我有兴趣将西汉二百年的历史继续用白话叙述一遍，当然，这个工作虽然不难却很烦琐，希望在今后的几年中，能够陆续完成。

感谢重庆出版社的何晶编辑，如果没有她的催稿，以我这样天生疏懒的性格，恐怕至今也完不成这部书。据说，人世间的很多好作品都是被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催逼出来的，我诚挚地希望，将来自己也能因此写出一部真正的好作品。

最后加一句精致的废话：是为序。

2007年6月4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异姓王国皆诛灭（1）

零

我们古代历史上第一个老百姓过得很爽的时代，被史学家们称为“文景之治”。过得很爽是什么概念，我不妨以个人的角度憧憬一下：房价持续走低；吃的喝的价格便宜；工作一天就休息一天；治安巨好，路不拾遗，警察见了谁都眯眯笑；公共设施齐全；空气质量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一级，没有可吸入金属颗粒物……

当然这是做梦。文景之治能有这么好吗，不可能。

民以食为天。长久以来，评价一个王朝的好坏，米价是个重要标准，西汉时期，一般米价是每石百钱，达到二百钱则比较危险。

一石米是多少，如果换算一下，相当于现在的六十斤大米。那时候每个成年男子一天的额定口粮是两斤四两左右，每天一般吃两顿，没有午饭这个概念。每顿吃一斤二两，饭量似乎大了一些。不过那时候很少有机会吃肉，没有荤腥，饭量大一点也是正常的。每人每月消耗一石二斗米，一家五口人每月（汉代家庭的基本结构）则要消耗六石米。而汉代一个普通雇工的工资在月薪三百到一千不等。文景之治时期，米价最低达到每石数十钱，米价便宜。按照当今国际上食物占收入比重的支出来计算发达程度的话，则可见当时粮食的充裕，国家的富庶。

相比之下，秦末汉初的时候，每石米却达到了五千钱，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能让百姓普遍吃饱肚子，似乎是一个政府最起码的责任，在中国历史上，却常常是个奢望，就连距今几十年前，中国人还有过普遍食不果腹的痛苦呢。

除了米价之外，在史书上，还这么记载文景之治：政府做到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老百姓家家吃穿不愁。粮食多得政府的粮仓不够用，只能乱七八糟堆在地下培养细菌，没有人有闲心理它们。京师中央银行的钱库因为长久不需要支出，穿钱的绳子都烂了。老百姓家家买得起马，聚会唱卡拉OK的时候，都骑自家的马，性别还得是公的，你要是骑匹母马，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甚至被拒之门外。吃饭每餐都可以四菜一汤，连各个街道守门的大爷大妈们对吃肉都腻味了……

可以想象是怎样的一种太平盛世。

但这种好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有一个很长的酝酿期，这得从刘邦末年讲起。我挑中了公元前196年，这一年，刘邦六十岁，是他起兵反秦十四年，纪年十一年，称帝七年，离去世还有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