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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天下英才才能成功

三国时期，曹操攻占冀州后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冀州是袁绍的老巢。汉末黄巾起义，天下分崩，其时袁绍作为中原地区最大势力的军阀，执掌了联军首领的牛耳。曾几何时，袁绍官渡兵败，郁闷病死。冀州被曹军占领。曹操攻下冀城，来往袁墓设祭，且“再拜而哭甚哀”。他对众官说，当年和袁绍起兵，袁绍问他，“如果不成功，将依赖什么过活？”曹操说，“你的意思如何呢？”袁绍说，“我将南据黄河、北守燕、代之州，兼拥有沙漠腹地，南向以争天下。”曹操便答了上面的话。袁、曹各依地域、经济、军力和智力进行较量，而终将曹操胜了袁绍，掌握了北方。

袁绍拥有幅员广阔的地盘和实力雄厚的军队，也拥有像田丰、沮授、陈琳、审配等杰出的文士。袁绍却只知“据河阻燕”，看重自己的实力，不把那些无价之宝的谋士放在心上。他还鸡肠小肚，容不得别人胜过自己，把田丰、沮授都杀了，曹操与他相反，懂得谋臣的价值，杨修投靠他时，他跣脚相迎，审配、陈琳被抓到时他仍劝降，表现了爱才惜才的一片真心。只是审配决意死节，才斩而厚葬。陈琳被刀斧手捉至，曹操说：“你为袁绍拟檄，数落我的恶行，是可以的，可为什么要侮辱我祖、我父呢？”陈琳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左右都劝曹操杀了他，曹操怜其才，不但予以赦免，还给了从事的官给陈琳做。

曹操广纳天下名贤，“御智以取天下”，是十分英明的一项决策。君王有什么能耐呢？刘邦说过，他用兵不如韩信，谋算不如张良，治国不如萧何，但他能用他们之所长，而终成为君主。曹操的话与汉高祖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他比袁绍高明，“御智”比“据地”显示了优势。

今之做领导的，不知听了曹孟德此话有何感想？倘只想学他的权术、奸诈，而不学他的容人、爱才和用才，则是大错特错了。有些领导为维护自己的名誉，故作高深，不许别人说一句话。开会、决策，全听他一个人的。他这是有“智力”而不“御”，又焉能作曹操的一番宏业呢？有些领导好发宏论，卖弄学识，而实际只是空论，无一可实行的。这种人说穿了，是既要做刘备，又要做诸葛亮。

权力必须以实力做后盾

自古以来，依靠自己力量建立起国家的君王，在面临反对力量的反扑时，仍不致遭到太大的困难；但那些靠别人力量登上宝座的君王，在强大反对力量的威胁下，常会陷入严重困境。也就是说，拥有足够实力的君王，容易获得成功；缺乏实力支持的君王，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摩西、居鲁士、罗姆鲁斯，如果不能掌握足够的武力，他们所拟定的法律，仍很难获得民众长期的遵守。缺乏武力作后盾的君王，希求民众相信他讲的话已很不容易，更不用说要维持民众对他长期的信任了。克服这种危机的惟一方法，便是创建实力；有了足够的实力，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尊敬，使反对势力逐渐消灭，从而达到永久繁荣的功业。

《韩非子》中也特别提到：“只懂得用道德来治国的君王，势必会被武力消灭。一般的人民，都会屈服在君王的威势下。因此，只会讲道德的君王，是不容易获得人民服从的。”日本经营管理专家井上隼之助也警告经营者：“只讲究人格清高的经营者，很难不遭到危机。”

优秀的君王，大多也拥有优势的武力。唐太宗武功盖世，创造出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贞观之治；清朝最有力的君王康熙、雍正、乾隆，也是清朝最承平的治世之君；即使以消极政治闻名的汉朝文景之治，如果没有强劲的武力作靠山，要维持长治久安也是不太可能的。汉朝末世皇帝献帝，后唐的李后主，隋朝的陈后主，明朝的惠帝，清朝的光绪帝，个人的才华与操守都不错，而且也很有心把政治搞好，但仍不免于身败国亡的命运，最主要的原因便在于完全无法掌握最起码的武力。

只凭他人的武力庇护，或利用一时幸运，而未曾经历过劳苦磨练的君王，要想长久维护自己的王位是很困难的。这类君王根本不知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寻求自保，等到所依仗的外力或运气消失后，他的基础就摇摆不稳了。

要有效弥合这个缺漏，就非尽快进行补强不可。只是如果时机已失，回头赶紧进行补强工作，就好像一幢地基没打好的大型建筑，等到发现建筑有问题时，才赶紧设法补足基础工事，那就非得有特殊的优秀能力不可了。历史上重大的变法几乎很少成功，正是这种教训的最好说明。

商鞅变法的成功，主要由于在秦穆公时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强的基础。王莽变法、王安石变法、清末的戊戌变法却都难免于流产，甚至血溅宫墙，主要在于政治形势早已趋向衰微，这时候的任何努力，都很难做到力挽狂澜。

反败为胜讲起来很振奋人心，但真正能作得成功的并不多见，而且，当事者所须付出的代价，也是许多局外人难以想像的。所以，万事慎于始。一个真正成功的经营者绝不可依赖投机上的幸运，而应该以硬碰硬的努力工作去为自己建立巩固的基础，在时机到来时，才能真正得到幸运的成功。

单只有仁政，是很难支配指挥他人的。我们常说“心有余而力不足”，便是描写这种情况。因此，任何伟大的功业，要让别人也激起奋发向上的努力斗志，最起码，领导者必须有足够的让人信任的实力。也只有在坚实的地基上，才能建筑坚实的房子，而不至于在短时间内遭到崩溃的命运。

用人就应坚信不疑

疑人不用，用之不疑，就是给人以充分的信任，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让他独立地发挥才干，即委之以事，就要有放手让权的气魄。

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派大臣乐羊率军去攻打中山国。因为中山国国君的重臣乐舒恰是乐羊的儿子，所以朝廷中私论颇多，认为乐羊虽会打仗，但这次可不会全心全意为国尽忠了。乐羊在抵中山国后，决定用围而不战的战术攻城，所以一连数月，不动一兵一卒。于是私论成了朝论，弹劾他的奏章像雪片似地飞到了魏文侯的手中。魏文侯不动声色，反而派遣专使带着礼品、酒食远道去慰问乐羊，犒劳他指挥的军队。流言愈益沸腾，魏文侯索性大兴土木，给乐羊建了一座漂亮的别墅。终于，乐羊按计划攻克了中山国，得胜回朝。魏文侯特意为乐羊举行盛大的庆功酒宴，并赏给了乐羊一个密封的钱箱。乐羊回到家后打开一看，不禁感动万分。原来，箱子里装的不是魏文侯赏给他的金银绸缎，而是满满一箱在他攻中山国时大臣们弹劾他的秘密奏章。乐羊这才明白，如果不是魏文侯的全力庇护，不是魏文侯对他的这种超乎寻常的信任，不要说攻打中山国的任务不能完成，就是自己的性命，恐怕也难以保住了。

与此同时，秦穆公也留下了一段用人以信的历史佳话。秦国当时与晋国争霸，恰逢晋君病逝，秦穆公想乘此机会假道晋国灭晋的友邻郑国。于是派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位大将出征。没想到秦军进入晋国的高山峡谷时，受到了晋军的伏击，秦军全军覆灭，三位主将被活捉。晋国为了羞辱秦国，不杀孟明视等，反而将他们押送回国，请秦自处。秦国举朝羞愤，三位将军也恨不能立刻以死谢罪。但秦穆公却身穿白衣素裳，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们，并为未能生还的将士痛哭祭奠，然后向全国发布引咎自责的《秦誓》。他说：“孟明视等都是杰出的将才，只是因为我的错误决断，才蒙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胜败乃兵家常事，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为我们的国家报仇血恨。”一年之后，孟明视率师伐晋，又遭惨败。秦穆公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仍然让他位列将相，并帮助他整顿军政。孟明视等发誓要报此知遇之恩，定要实现《秦誓》中的誓言。他们厉兵秣马了整整三年，三人再度伐晋，这一次是势如破竹。压过全境，晋军大败，只得求和。此一战大振秦国国威于天下，终于使晋国承认了秦国已经振兴并享有同等权力的地位。

由上述三例可见。做到用人以信、用人不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除了能运用自己的权力给人创造发挥才干的条件外，还要能在流言如矢的情况下，持信而不移；并且在遇到困境时，能与下属同甘共苦，共患难；并不只是以消极的态度等待其发挥才干、创造佳绩，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其中，增强其信心，扶助其毅力，以其事代其成，因此，这种用人以信的品德，同时也体现为宽广的胸怀、临难不苟的气度、高瞻远瞩的眼光。这当然是为政者的一种素质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用人用到魏文侯、秦穆公那样的水平，那是不会发愁求不到贤才的。

竞争可优胜劣汰

清朝名臣曾国藩领兵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