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依然在表演。
温体仁依然在配合。
一低头,一拱手:“老臣愚钝,唯望陛下圣裁。”
次日的朝议上,军粮换赈灾粮的提议就被扔给朝臣。
侧重点不在支援元帅军挡东虏,而在于即使要给叛军兵粮,爱民如子的皇上也愿从叛军处换来赈灾粮,以赈济山西百姓。
实际上兵部户部都不同意这个提议。
兵部不同意很正常,他们正在计划一个由河南攻打潼关、郧阳袭击西安的战略,试图把元帅府洗过一遍的关中夺回来。
这种时候,朝廷却在北方跟元帅府搞起来战略合作,谁也接受不了。
而户部,就有点藏着掖着了。
于公,这对户部其实是好事,毕竟山西买粮赈灾,即使是十万两,省府也很难挤出来。
民间倒是可以,但民间商贾买了粮,那粮食是要卖的,而卖,就肯定落不到快饿死的灾民手里。
粮价从来不是没理智的疯涨,涨到七两一石,就说明有人能出得起这个价钱。
反而是用通州的粮换韩城的粮,这笔粮能直接运抵省府,由巡抚吴甡打理,最大限度上落实到缺粮的灾民手中。
朝野对吴甡的赈灾能力,有目共睹。
当年他带十万两赈陕西,由从陕西的藩王富绅处拉来三万六千两与三千石粮的捐助,赈济延、庆、平、西四府。
耗用银两精确到毫厘,救助的灾民精确到人,一共赈济二十四万三百四十五人。
发了牛种、赈了饥民、修了驿站、补了军需、买了骡子、支了军饷、修了城砦,中间被各县扣留、虚报一千三百余两,后来也应追能追尽量追回。
当然结果确实无益于陕西乱状,但那并不能说吴甡赈灾是失败的,恰恰相反,他做到了自己工作能力的极致。
只是朝廷给的预算就是一人救几口饭,他就算做到极致,也只是确保让该吃到的灾民把那几口饭吃进肚里罢了。
而这个时候,如果山西得到不是十万两银,而是十万石粮,再加上山西一省的行政能力,那相较于当年赈济陕西,物资便充沛了十倍不止。
当年在陕西,十万两银就算全换了粮,也不过只能换到万余石粮而已。
可是于私。
户部没有任何官员能保证,他们从通州取出十万石粮,跟边墙对面的刘承宗脑子里的十万石粮,是一个东西。
这儿可是北京!
不是陕西那穷乡僻壤,吴甡一个御史过去,一口皇命只要足够强硬,就能把事情办到分毫不差。
十万石大米白面变成小米黄面,小米黄面变成陈腐旧粮,陈腐旧粮变成石头沙子,运粮的兵丁害怕了自己抢自己,管粮的害怕了点火烧廒仓。
这些很巧合的事情不一定会发生,但没有任何人敢保证就不会发生。
它们还没准会同时发生呢。
户部官员不懂刘承宗手下的杀才,难道他们还能不懂朝廷的贵戚与胥吏是个什么操行吗?
到时候出了事皇上要问责的。
所以没人能说自己的真实想法,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反正不愿意推进这事。
就在这时候,边关接二连三传来急报,黄台吉的密信被截获了。
不止一封。
第一封被截获的,是黄台吉写给沿海总兵官、平虏将军陈洪范的信。
这信是一个月前写的了,夹在木头里竖在旅顺口的岸边,被海防兵发现,一看内容赶紧渡海上报山东。
信的内容其实禁不起推敲,写了很多似是而非,一看就是故意增加真实性的东西,比如几个人名,说是陈洪范派遣的外交人员,又提及三顺王的官爵。
到后面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说届时来投,功名不在三王之下;或在大明,作为内应,二者请决其一。
甚至还解释了把信夹在木头里立在海岸的原因,说是担心泄露大事,所以没有让陈洪范派到沈阳的使者回来。
其实就是反间计,正话反话全说了。
而陈洪范其实在这个时候,才在旅顺口收到另一封充满威胁的劝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