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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2页）

寨子里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为了延续香火，自己干脆爬到树梢上，让不懂事的孙子孙女在下面使劲摇晃，如果从树梢上掉下来，死了残了，孙子孙女就煮吃，如果自己掉下来没事，就继续活着，一切听天由命。

当然也有个别孝顺的子女，剜自己身上的肉给娘老子吃。黄玉圣是十里八寨出了名的孝子，家里穷，有个瞎了眼的老母亲，全靠他一个人给在外面做短工养家活口，这一闹饥荒，就没有几户人家请短工了，就是请，工钱也少得可怜。家里实在没东西下锅了，他就从自己的手臂上剜块肉下来，给老母亲炖汤喝，自己则到山上吃青草树叶。每每老母亲问他，哪来的肉？他就说，现在旱得厉害，没收成，米太贵，咱们吃不起，只能吃猪肉，这猪肉卖不出去，烂便宜的。老母亲就信了，觉得有肉吃也挺不错的，殊不知，每天都在吃儿子身上的肉。还好，没多久，政府放粮赈灾，黄玉圣才勉强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这期间，父亲呼吁当地政府放粮赈灾，但没有人听他的。父亲只好开自家的仓库救济难民，派人在路边上摆“粥摊”，过往难民每人喝一碗粥，后来是半碗。

一时间，难民从四面八方涌来了。

其实，父亲的仓库里也没有几担谷子，没几天就断了炊，难民还在不断地涌来。

难民开始打砸抢，先是抢地主的粮仓，然后是抢政府的粮仓。

芷江城头的难民更是不要命了，无论男女老少，都提着盆子桶子和布袋，不要命地冲向城头最大的粮仓。保安团的人在粮仓的门口架起两挺重机枪，他们开始是对着天空放枪，但不管用，然后是对着疯狂的人群扫射。

然而难民们前赴后继，踩着尸体不要命的往前冲。

三天三夜下来，机枪手的手软了，无法扣动扳机。

政府为了控制这种混乱的局面，最后不得不下令，全县范围内放粮赈灾。

一时间，全县每条路口都摆上了“粥摊”。

这些“粥摊”都是政府委派地方乡绅摆的。

“粥摊”前排起了一条长龙，长龙长得望不到头，长得都让难民感到绝望。为了保存体力，饥肠辘辘的难民除了排队，不得不放弃一切活动了。孩子们不再奔跑游戏，男人们也停止了对女人的调笑。有些女难民想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向某个男人换取一个稍稍靠前的位置，但是都没有成功，在饥饿的面前，性这个与生俱来的玩意已经退后到了很不重要的地步。

第十三章　草鞋税（2）

每个难民每天只能领到一碗稀粥。

为了防止难民重领，领到稀粥的难民就在额头上打一个蓝色的记号。由于“粥摊”的稀粥每天都有限，有的难民排了好几个“粥摊”也没有领到那碗稀粥。还有就是，大多地方的乡绅都在稀粥里做了手脚，能吃到整碗稀粥的人不多，往往是喝两三口，碗底的肉就露出来了。

碗底有肉，并非地方乡绅们是菩萨心肠，而是他们损公肥私，中饱私囊。上面拨下来的大米，被他们偷梁换柱换成了肉。人是铁，饭是钢，人饿了只顾吃饭，有钱人家养的肥猪卖不出去，而大米价在一个劲地涨，一升大米竟然卖到了银元二角四分。

长短工每天的工钱也就七八分银元，给地主做一天活路，只能买三四两大米。

政府拨下来的大米，被地方乡绅用不值钱的猪肉顶替了，白花花的大米进了地方乡绅的仓库，然后又变成白花花的银元，落入了他们的口袋里。

然而，就在老百姓整天盼着能吃上一碗没有肉的稀粥时，那些拿枪杆子的大军阀们却在一次国宴上为了争夺一块叫做权力的骨头打起来了，就像一条条疯狗，他们彼此撕咬，相互*。他们“逢州吃州，逢县吃县”，吃得老百姓叫苦连天。

他们中有个姓蔡的大军阀带着队伍浩浩荡荡地从省城打过来，队伍里挑草鞋的就有千把人。

后来姓蔡的招安了两股土匪，无恶不作的两个土匪头子摇身一变成了芷江县保安团的首脑，为姓蔡的筹军饷派款，连队伍穿的草鞋也摊派到老百姓的头上。

按人头算，每个人头五双草鞋。

第九保有五百户人家，两千多口人，每年要交草鞋一万多双。

催交草鞋的任务落在了保长的身上。

父亲只能挨家挨户做宣传。草鞋是用稻草编织而成的，需要大量的稻草。十里八寨头两年是干旱，水稻下不了种，接着又发了一年大水，稻草都打了水漂，村民哪来么子稻草。村民们把床上铺的屋顶上盖的旧稻草都拿来了，还是凑不够五双草鞋。

父亲多次到乡里反映情况，要求减免草鞋这项摊派，每次都被乡长杨士基骂了个狗血喷头。

乡长杨士基后来不耐烦了，就说：“没有稻草，干脆交钱，每双草鞋给我要两分钱。”

政府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正如老百姓唱的：“国民党，太残暴，捐如草，税如毛。”这不，老百姓光“正税”就有二十余种，还有治安等各种捐税，本来就不堪重负了，许多人连粥都喝不上，现在又多了项草鞋费。

为此，父亲到芷江城头为民请愿，要求减免这项不合理的摊派。父亲把第九保全体民众联名按手印的请愿书交到县政府，没想到这次请愿不成，反倒引来了半年的牢狱之灾。

父亲与乡长杨士基为了一万双草鞋，结怨了。

天大地大，军阀最大，县政府哪敢得罪用枪杆子说话的大军阀，草鞋费还得如数缴。

官官相护，父亲对仕途开始失望了。实在不忍心向村民伸手要钱，父亲往往是村民捐多少，他就交多少。年底结算时，父亲还有五千双草鞋收不上来，结果乡长杨士基给父亲定了一个挪用公款侵吞军饷的罪名，把父亲关进了芷江监狱。

其实国民政府抓人跟土匪绑票差不多，只要交足了钱，就会没事的。五千双草鞋，也就是一百块大洋，父亲只要交了一百块大洋，就可以出狱了。

父亲当时没有那么多钱，就是有他也不想交。

父亲这么一耗，就是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