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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我也无话不谈。

今天上午，阿东给我看一份当地华人报纸，上面有一则消息，讲的是深圳爱滋病的情况。我将它抄在这里，也许日后用得着——本报讯　深圳自一九九二年发现首宗爱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迄今已发现爱滋病人数十宗，其中多人已经死亡。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深圳累计发现的HIV病毒感染者有二百多人，但该市的医疗卫生界人士认为，目前检出的感染者仅是冰山一角，估计没有被发现的爱滋病患者多达数千人，他们混杂在各类人群之中，成为爱滋病主要传播源。

阿东给我看这则消息时，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在他看来，“性派对”至少可以杜绝这种可怕的病患。

我对阿东略带传奇色彩的经历很感兴趣。他告诉我的这一切对我了解他们这个群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也许将来的某天，我可以将他们隐秘的生活写出来？

阿东不是给了我鼓励的暗示吗？

第三章　爱情杀手租赁家庭：机场上的红玫瑰

温尼去上海虹桥机场去接阿东的时候，是带着已经读初二的儿子贝贝去的。

那一天是寒假中的第一个星期天，阳光很好。

这也是温尼离婚后第一次去上海。

上海有她的记忆，有她的痛。

温尼真的不愿意去上海，她害怕陷入那些旧岁时光的忧伤回忆。

可表妹桂妞说，“你无论如何得帮我这个忙。”

因为“这个忙”一般的人还真帮不了——这个三十多岁的怪怪的男人在美国读了博士，现在又在香港某证券所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居然没有结婚，而回国探亲还要来“租赁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

换言之就是“租赁一个家！”

娃妞没有对这个男人的情况说得更多，只是说他头上有一块光疤，个子高高的，叫什么“阿东”来着。

桂妞请温尼去机场接他时，只要在胸前别一支小小的红玫瑰就行了。

“阿东会主动向你走来的！”这是桂妞反复交待过的。

这种神秘的接头方式真像白色恐怖时期的“地下工作者”。温尼觉得有些刺激，就勉强答应了。

由于路上堵车，温尼到达虹桥机场时，飞机早已着陆了。她拉着贝贝急急地跑到出站口，然而，那里几乎没什么人了。问了一个值班服务员，回答说，“香港来的飞机提前半个小时到达，所有的旅客早就出了机场。”

温尼一听，暗暗叫苦。她没想到飞机还有提前到达的。她原想，即使迟到一点，因为出站要办各种手续，等她到时，也不至于人去楼空。现在好了，人都出去了。哪里有什么头上有块光疤的“阿东”？要是没接到人，白跑一趟，那可就真是惨了。从浙江湖洲到上海，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啊。路途虽不远，可心路远啊。

温尼不停地注视着机场四周的人流，并将别在衣领上的小小玫瑰干脆插到头发上。这样更加显目，却也有些滑稽。

贝贝不停地说，“妈妈，怎么没见着叔叔呀？”

温尼心里急，就没好气地对孩子说，“你嚷什么，妈妈不正在找叔叔吗？”

“你好，温尼；你好，贝贝！”

一个男人的声音从身后突然响起。

温尼回头一看，正是头上有光疤的高个子阿东。

阿东将温尼头上的红玫瑰拿到鼻孔下嗅了嗅，然后又很自然地将温尼和贝贝拥抱在一起，脸上露出那种很家庭化的男人的微笑。

旁边有人“咔嚓”接连拍了几张照片。温尼发现了，正要制止那人。阿东说，“没事。是我要他帮我照的。我付了钱的。”

在出租车上，阿东告诉温尼，打从他出国十多年来，这是他第二次回老家看望年老的父母，也是他在香港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回国。父母总是担心他是否成亲，有没有孩子。他总是告诉他们，有了，一切都有了——老婆、孩子、家庭等，样样不缺。

阿东说，他不想让两个老人家担心。可上次回国，父母亲就不停地责备他，为什么不将老婆孩子带回去，让他们看看。然后还发气地说，下次回来，如果还是一个人，就不要回去看他们。说得阿东惭愧不已。

“你为什么不结婚啊？”温尼话一出口，就后悔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自己结了婚，不也离了吗？与其这样，还不如不结婚！但是她又想，以阿东这样的条件，真是要找什么样的女子不可以呢？当阿东很优雅地拥抱她时，一股强烈的柔情从她心底泛了出来，她偷偷地、长长地吸了几口阿东身上散发出来的混合着男人香水气的独特气味，这气味刺激她的柔情更加灿烂。她原以为再也不会有心动的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