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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9章 佛国哲思（第2页）

当时的道教，因为东汉末年张角的太平道起义和“三张”的五斗米道起义等一系列的道教反抗活动。

而受到了统治者的严厉打击，这促使道教进行了变革，从而更迎合统治阶级的需求。

改革后的道教将此前利用道教起义的民众都归为“群愚”。

要“犯无轻重，致之大辟（死刑）”，与群众进行了彻底地割裂，这也让不少信众放弃了这时的道教。

而当时还有一种学说在社会上占有重要地位。

那就是从曹魏时期开始兴起的玄学。

特别在两晋时期，士族门阀已经把“谈玄”发展为了一种社会风气。

爱好清谈的他们在那时崇尚玄学的虚无缥缈，并且乐于接受抽象的哲理观念。

这时佛教发达的思辨逻辑正好对上了玄学家崇尚的发展方向。

二者一拍即合，当时东晋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许多名士也渐渐学习并在公共场合谈起了佛理。

有当时的这些大流量名人“直播带货”，这无疑又大大增强了佛教的影响力。

我听到这里，被拉哈尔教授丰厚的佛学文化积淀感到折服。

拉哈尔教授，端起咖啡杯，轻轻喝了一小口咖啡，继续讲述：

社会动荡是宗教生长最好的土壤，在南北朝时期，佛教逐渐在中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据当时记载，北魏时的寺院达到了有3万所之多，僧尼足有200多万人。

而当时的北魏人口总共也才3000多万人。

相当于当时北方每15个人中就有一位不给国家纳税、不服徭役的僧尼。

而南方那边，你们南朝梁武帝时期，甚至皇帝自己本人就是一个十分虔诚且狂热的佛教徒。

他不仅把佛教奉为国教，还曾四次舍身佛寺。

其中有三次是宫中大臣花了重金才将其从寺院赎了回来。

有了梁武帝这种佛教徒皇帝背书，南朝的佛教发展甚至比北方还要兴盛。

在那时，你们中华大地上已经是遍地佛寺，僧尼无数。

而佛教这种不受限制的无序生长绝不只是寺庙里的吃斋念佛的僧人们多了一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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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地主僧侣阶级在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后，慢慢把寺院发展成了对国家稳定有巨大威胁的“国中之国”。

他们利用佛教，欺骗百姓施舍，让许多佛教徒倾家荡产，用这些恶劣手段敛来的财富。

他们又会接着释放高利贷，并且购买周围百姓的地产。

让大量百姓被迫以僧尼身份生活在寺庙里或者成为终生为寺院耕种的寺户。

此时这些寺庙的高级僧侣看似佛法高深的佛家大师。

但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不受政权约束，并且还占据了大量社会资本的剥削阶级大地主。

当时社会上对这种现象也多有不满。

很多学者也看出了佛教这样发展下去的弊端，人们开始在理论上对佛教进行了辩驳。

其中最为有力的对佛教的理论打击就是来自范缜的《神灭论》。

范缜在书中写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这反对了佛教中认为灵魂与肉体可以分离的说法。

人没有灵魂，也就无法往生，“今生受苦，来世享福”的理论也就站不住脚了。

范缜的《神灭论》把对于人的自我认知又从唯心主义转到了唯物主义的视角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