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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在饶阳这里，他们大眼瞪小眼，喝着白开水，等着下顿的黑李逵饼子。这儿的饼子刚下锅的时候是黑红黑红的，近似巧克力颜色，等凉了下来就黑得像铁疙瘩一样。这是全高粱面的饼子，所谓全面就是在磨面的时候，把能磨的东西都磨进去。不出麸子不出糠。这样的粮食实惠，所以才那么黑。

老杨和几个同屋的人，每个人都拿着各式各样的本子，各种各样的笔，一本正经围坐在老李的周围。老李用他无锡口音普通话给大家讲解一道道名菜的做法。

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固然，越写越饿，越饿越写。别看老李已经饿成细脖大脑壳了，可讲起菜谱来，还是当年著名大厨的谱儿，言简意赅，形容准确，细细道来，不紧不慢。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他口中的每一道菜都精致无比。无论中餐还是西餐都可以录入顶级的菜谱。就这样，我国的饮食文化得到了一次成功的传承。

我这人虽然也喜欢吃好的，但绝不是一个美食家，所以向来对饮食文化就兴趣不大，这会儿又饿得要命，他们还一本正经坐在那儿进行精神会餐，那胃脏一定更加难受。所以，我不去听。老杨说：不会，精神会餐可以分散注意力，减轻胃脏的痛苦。再说，你学好了这些手艺，出去以后一定大显身手，自己彻底伺候自己一把。

当时我们屋子里大概有十二三个人，七八个人都参加了那个精神宴会。

我呢，正给几个小年轻侃故事。当我侃完一个故事，他们正七嘴八舌争辩的时候，一位叫段铎的小伙儿突然说：“你别就光给我们穷侃了，干脆教教我们，也玩玩文学、写写诗。”

段铎那时候大概还不到二十岁，饿瘦了更显年轻。原来，他发现我在牢房里靠侃故事就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在这儿，这也算一种本事，要练别的本事，这里边儿没条件。要练文学，就是练嘴、练笔，在饶阳绝对有这条件。不练白不练。

他话这么一说，其他几个年轻人都同声附和，齐齐嚷嚷要拜我为师。段铎学习的根底很好，因为出身问题，没被大学录取，只好上了一个中专。虽然他一直喜欢文学，可没机会玩文学。另一个同号叫王涛，是青龙桥的一个著名玩主，那片儿住的都是正儿八经的八旗子弟。于是，他们就开始听我侃诗。

年底之前监狱进行调号，把老杨和老李他们都调走了。

我和这些北京来的小伙子们还留在这个大号里，就开始一起写诗、评诗。段铎是个非常聪明的青年，他本来是在中专学电机的。我先教他背一些新诗、旧诗，让他体会诗的意境是什么，优美在什么地方，如何在文字里寄托笔者的情愫。

从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到柳永的《雨霖铃》，从普希金的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到艾吕雅的《你好，哀愁》等等，我给他瞎背一气，他就瞎记一堆。

别人聊天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瞎背。为了记得清楚，他就把刚趸来的货都抖搂给王涛。不用几个月，他和王涛，还有景山东街的小亓都背了不少从我这里趸去的二手诗作。

后来，以小段为首的这伙孩子，一人钉了一个本子用来抄诗。后来，把我搜肠挖肚的所有零七八碎都背完了，就只好一起命题自己来写诗，每个人都写。他们各有千秋，全都进步神速。你想想那个王涛，本来是个玩主，现在居然和我们一起写诗。小亓喜欢写古诗，写完后也和我们切磋一番。小段两样都试试，虽然他是浅尝辄止，写的诗味还是很浓的，对一个学理工的孩子来说，就很不容易了。　。　想看书来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5）

除夕那一夜，我们都没睡觉。除了留下来中午的一个饼子以外，我们还把晚饭稀饭里的胡萝卜，也留了下来当年夜饭。我们把胡萝卜围放在

扫地风”的火口边，真都烤成了透明的胡萝卜。吃起来有点咬劲儿，还香甜无比。后来，看到莫言的小说里描写的透明胡萝卜，似曾相识。那天晚上，我们约定在一小时内各自写一首诗。

王涛写了一首自由体的新诗，题目就叫我们大为惊叹——《我是流氓！》。他生动热情地标榜自己就是一个流氓，谈到流氓的快乐，流氓的自由，流氓的流浪，流氓的超越。我们纷纷叫好，每个人还都和了一首——可惜我不是个流氓！》、《我心里就是个流氓！》、《我也想当个真正的流氓！》。

我们轮流朗诵，笑得满地打滚。那时我们非常快乐。我们把这几首诗钉在一起，封面上我用美术字写上《流浪者之歌——一群快乐的流氓》。我看大家越来越上瘾了，写作热情高涨，就说：干脆咱们办个报纸，当年在渣滓洞人家陈然还办了个《挺进报》，咱们也在这里办个解闷儿的文艺报，怎么样？

他们三个齐齐喝彩，我就开始主办这个报纸了。其实，每次只是一张大纸，那是我们用粥把几张纸粘在一起。这张报纸只有正反两面，一共两版。我本来就是学美术的，所以我先画好了版样，他们的稿子，也都由他们自己抄写在预留给他们的版面上。我还给每首诗都画了插图。用了两个下午，我们第一期就出版了。

当然，我们很小心。每次出版以后，大家悄悄传阅。当然，只是在我们这几个人中间，多一个人看了，我们被发现的机会就多了不止一倍。不是特别近的朋友，绝不传阅。我们本来商定，看完就毁掉，可是，每次大家还是舍不得，于是就分别保存着。我们说好了，谁的万一被发现了，就说是自己写着玩的，别人就尽快销毁。

大年初二，又调号了。这次我分到一个只住五个人的小号，和杨秉荪分在一个房间，我很高兴。就在半夜他值班的时候，我悄悄地把我保存的那份报给他看了，他看了非常快乐，拼命忍住笑声。不过，他抹抹眼睛，叹口气，说：“别舍不得，快点儿销毁了吧。这地方，这件事就可以算是重新犯罪。安全第一呀。”

我知道他说得对，我就是为这种罪折进来的。于是，立刻把它塞进了火炉，眨眼间，这张报纸就化为一缕青烟。这也是在县大狱的好处，这里没有暖气，冬天只好生炉子，要是在北京看守所要销毁点儿什么就没这么容易了。这里销毁一篇文章之类的东西实在太方便了，原始环境有原始环境的好处。

二

我本来想过两天找个机会告诉他们仨，都销毁了才保险。可计划不如变化。

大年初四（1970年2月9日），监狱里人们前两天遇上了难得的改善，肚子里终于有了点儿宝贵油水。混了个肚儿圆，大家心情就爽朗了起来。

刚喝完早饭的粥，张所长就提了镜面盒子炮上了房，解放军也在房上架起了机枪。这里的犯人们，非但不会为此而紧张——对他们来说这早就是家常便饭了——反而都兴奋起来。人们嘀嘀咕咕：“有戏！今儿肯定有戏！”哪出戏并不重要，有戏就有得看。

老张头看各路人马都布置齐了，在房上开始发话：“田寿鹏，出来！打开库房，叫到名字的人自己把行李搬出来，再到库房把自己东西都拿出来，在当院打好铺盖卷，然后都就地咕嘚着等叫名字。叫谁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