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保罗。陶德曼博士是德意志帝国驻中国的大使,在武汉和北京任职多年。不过在被派来中国之前,他还在日本任职五年,担任驻神户总领事和驻日大使助理、临时代办。在更早的19o7-1914年间,他还在俄国担任外交官。可以说,他的整个外交生涯,就是围绕着俄国、日本和中国展开的。
因此从1939年初开始,他就成了协调苏日关系的核心人物,频繁往来于武汉-海参崴-东京三地。根据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指示,他的任务是免除日本帝国南进的后顾之忧。
促成日本帝国南进一直以来都是赫斯曼东方政策的核心!因为赫斯曼从来没有幻想过和美国和平共处。而要和美国开战,自然少不了日本在太平洋方向上进行牵制。
为此,德国从1928年起就逐步和日本靠拢,展开了长达1o年的日德经济技术合作。而日德经济技术合作的重点,则是增加日本帝国在海上和空中的武力。
而在经济技术合作之外,协调日本和德国的另一个合作伙伴苏联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日本帝国南进的又一个重要手段。毕竟日本的国力有限,根本无法同时承担北上、西进和南下三大任务。
而且,由于苏德关系的地位在日德关系之上,一旦日苏之间的矛盾升级为武装冲突,德国将不得不站在苏联一边。虽然德国不可能直接出兵去和日本作战(在赫斯曼看来也无必要,因为日本6军根本打不过苏联红军),但是所有的日德合作项目都必须停止,这必将会严重影响日本未来的南下作战。
但是这种协调政策到1939年初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苏日之间关系出现了急剧恶化的趋势。
因此陶德曼这个德国驻中国的大使,就忙着在苏日之间进行斡旋了。
不过还没等到他的斡旋取得成功,希特勒和斯大林这对“社会主义的亲密战友”就在里加会面,随后表了《解放者宣言》。“宣言”虽然不是针对日本的,但还是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也给陶德曼博士的斡旋带来了不少麻烦。
从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的容克52客机上下来,陶德曼博士就感到了日本方面的态度变化。
舷梯下面空空荡荡,没有任何几个日本高官前来迎接,只有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和德国驻日武官尤金。奥特上校,还有一位日本外务省负责东亚事务的局长石射猪太郎。他曾经在上海和武汉任职,和陶德曼是老相识。在1937年3月担任外务省东亚局局长后,就成了日本方面具体负责苏日协调的官员。
“这位猪太郎总算是来了。”陶德曼心想:“这说明日本人并没有关上谈判的大门。”
“猪太郎,”陶德曼快步上前,操着流利的日语,“能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他和猪太郎握了下手,后者则弯腰鞠躬,说:“大使先生,今天外务省有重要会议,大臣和次官都分不开身,只有在下比较空闲,所以就来机场迎接了。”
“哦,是这样啊。”陶德曼哈哈笑了笑,仿佛毫不在意,又去和狄克逊大使、奥特上校握手寒暄。这两位的脸色都颇为沉重,看来日本方面正在疏远德国。
短暂的寒暄过后,陶德曼和尤金。奥特上校就上了一辆德国大使馆的奔驰o7轿车,而狄克逊大使则和石射猪太郎上了日本外务省派出的一辆日产7o轿车。两辆轿车一前一后,就往东京市区而去。
坐在轿车里的陶德曼留心观察了一下东京的情况,这座由大片低矮的木板房和少量西方式建筑组成的日本帝国的都,此时看起来非常繁华。街头有不少汽车在行驶,这说明日本还没有对汽油进行严厉的管制——这可能说明了日本尚未决定和苏联开战。
“他们并不想打仗,是吗?”陶德曼问身边的奥特上校。
“大使先生,应该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打仗。”尤金。奥特上校说。“局势的变化太过剧烈,远远出乎了日本的预料。而且他们的6军准备不足,只有17个武器装备相当于波兰步兵师的师团和一些独立的旅团,满员率也不是很高,靠这些兵力很难取胜。
为此,日本军方内部产生了激烈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应该趁着苏联在西线陷入战争的机会,扩大日本的利益,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目前生的变动无损日本利益,因为对方已经保证了日本现有的权益不会受损,并且愿意继续提供廉价的煤炭、铁矿石和有色金属,而且数量将比过去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动战争毫无必要,风险也难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