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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康将歌词拿给熊雄看，熊雄连声赞许，请少校音乐官林庆梧谱曲。不久，陈祖康离粤赴闽，校歌是否被采用，他不得而知。1927年春有学生自黄埔来见陈祖康，告诉他黄埔军校已经有了校歌，并唱了原文，这时他才知道那首歌词被采用了。这首新校歌，最早刊登在军校政治部主办的《黄埔日刊》1927年1月19日第1版上，很快在校内外传唱。这年6月16日，时值黄埔建校3周年纪念日，军校在校园内树立起了一块刻有“陆军军官学校校歌”的石碑，并署名歌词作者陈祖康、曲作者林庆梧。

这首新的歌词铿锵有力，朗朗上口，旋律豪迈奔放，充满革命激情，鼓舞着黄埔健儿为打倒列强、铲除军阀而浴血奋战。

陈祖康到福建后，参加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政治部的工作，先后任东路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福建陆军干部学校政治教官。1927年1月陈祖康在闽南从事革命活动，任闽南特委委员、福建临委委员；10月任闽西特派员；12月当选福建临委执委。1928年2月当选闽南临委常委，兼省临委组织部长，4月代理福建临委书记，6月中旬投靠国民党张贞部，6月24日福建临委开除其党籍。陈祖康在国民党军中任过少将，1979年2月在台湾病故，享年78岁。这位早期的共产党人，由于历史的局限和自身的因素，最终没有与共产党走到一起。但是，黄埔军校校歌的创作，无疑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笔，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这校歌的字里行间，无疑是代表了一部分黄埔精神。”

黄埔军校学生唱着这首激情澎湃的校歌，在孙中山、周恩来等黄埔先驱所倡导的黄埔革命精神激励下，绝大多数顺利完成学业，取得毕业证书，成为走出校门就能带兵打仗的基层指挥员。

从1924年5月到1927年7月，黄埔军校共招收了6期学生，计2万余人。他们来自全国26个省，还有朝鲜、越南、新加坡等国的进步青年也前来学习。

第1期，1924年5月入学，学期半年，均为步兵科，组成学生总队，邓演达为学生总队长，后严重接任，4个队共470人，11月底毕业，及格者456人。由湘军讲武堂合并到黄埔军校的158人及四川送来的21人编成的第6队学生也归入第1期，1925年初毕业，因此本期毕业生实际为635人。除部分留军校外，大多数分配到新成立的教导团，其余派往海军、空军、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等单位，任军事教官或从事政治工作。在第1期学生中，有入学考试和毕业考试都考第1名的蒋先云，还有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之一的徐向前，在北伐中终以舍生忘死取义实践了“誓以我血浇灌革命之花”誓言的曹渊，还有胡宗南、宋希濂、杜聿明等国民党方面的著名将领。概括来看，第1期学生有以下特点：（1）当时军校不公开招生，学生来自冀、鲁、晋、豫、陕、甘、苏、浙、皖、赣、鄂、湘、川、闽、粤、桂、滇、黔、吉、黑、蒙21个省，除新疆、西藏等外，其余各省差不多都有人参加，最多的是湖南197人，广东108人；（2）学生年龄相差悬殊，最小的谭煜麟仅16岁，最大的丁琥39岁；（3）学生文化程度不平衡，从小学到大学都有；（4）出身复杂，有军官、学生、工人、农民等，但家庭富有者很少。

第2期，1924年8月、10月、11月分批入学，学期10个多月，1925年9月6日毕业，毕业生449名，由严重任总队长，张治中为副总队长。分为5个队：步兵科两个队，炮兵、工科，辎重科各1个队。学习期间，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的战斗，毕业后部分派往第1军。

第3期，1924年12月陆续进校，学期1年，1926年1月毕业，加上在潮州分校修业期满的学生，毕业生共1225人。从第3期开始，新生入学要受3个月的入伍生教育，期满考试合格才能成为正式生，编入学生队。张治中任总队长。1925年第一次东征时收编陈炯明旧部设立潮州分校，6月平定杨、刘战斗俘获滇军下级军官在广州设立训练班，此两部分学生列入第3期毕业生待遇。毕业生主要派往第1军工作，其余派往各军。

《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革命军行军歌》

第4期，1925年7月至1926年1月，分7批入校，学期1年，1926年10月毕业，计2314人，加上潮州分校同时毕业的2期学生，共2656人。方鼎英任总队长。本期入伍生设第1、第2、第3团，后转为正式生，设步兵、炮兵、工兵、政治、经理四科。1926年5月改编为步兵军官团第1团、第2团两个团。部分驻扎在黄埔岛对岸鱼珠炮台和深坑一带，以后又迁到陈家祠，政治科先在沙河营房，后搬迁到黄埔岛的蝴蝶岗炮台校舍。本期学生毕业后多选派参加北伐。

一般说来，到第4期为止，标志着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黄埔军校结束。

第5期，1926年1至3月，陆续招考本期入伍生2620名。这时，全国正处在革命高潮，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26年3月，国民党决定将国民革命军各军所开办的军校与黄埔军校合并，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归属军事委员会领导。把第4期中未能升学的入伍生编为第5期入伍生第1团，3月至7月分别招生1000余人，编为入伍生第2团。11月，入伍生升为学生队，分步、炮、工、政治、经理5个科。组成6个大队、17个中队、53个区队。11月15日开学，1927年8月毕业，毕业生2418人。1926年底至1927年初，政治、炮兵、工兵共1700人，先后从广州和南昌迁到武汉分校，并于1927年5月和7月先后毕业，恽代英主持毕业典礼。留在黄埔岛的步兵、经理科约1400人，由广州开赴南京，于8月15日毕业，何应钦主持毕业典礼。第5期及后续两期学生虽然有的招考在广州黄埔，但大部毕业于南京和武汉，因此一般不将本期及后续两期列入国共合作创办的黄埔本校时期内。

第6期，1926年7月至10月入学，分步、炮、工科，1929年2月毕业，共4252人，其中黄埔本校718人，南京本校3534人。

第7期，共有毕业生1518人，其中黄埔本校666人，时间是1928年12月至1929年9月；南京本校852人，时间是1928年12月至1929年12月。此期宣布毕业之时，设在广州黄埔的军校便宣告结束。第1至第4期是在大革命期间毕业，第5、第6、第7期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毕业。

黄埔军校学生的青春年华，英姿勃发，蓬勃向上，金光闪亮；建校初期的黄埔军校，青春亮丽，阳光灿烂，军纛旗飞扬。新生的黄埔军校，有孙中山、周恩来等伟人挺作脊梁，无数青年在这里淬火成钢。壮哉！黄埔青春岁月，生机盎然，留给后来的观光客无限的遐思，留给那段历史耀眼的荣光。

第三章　机构·组织·名录

黄埔军校从一开始就是全国军事政治精英云集之地，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和苏联政府在多方面的大力帮助，迅速发展成为组织机构严密、体制编制健全、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学校。随着招生数量的扩大，机构日渐庞大。各级官佐、教官、职员在建校之初第1期时仅有48人，到1926年底第4期学生毕业时已增加到340多人。这些人，是黄埔军校的脊梁，构架了军校教学体制的大厦，担负起培育将帅之才的重任。其中，国共合作时期的两党特别区党部，在军校中发挥重要的骨干力量作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军校的发展壮大有着特别的重要影响。

军校行政机构

黄埔军校的最高领导机关是校本部，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校本部在军校初建时，由校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校党代表廖仲恺组成。教育长先后是胡谦、王伯龄、何应钦、邓演达、方鼎英等。校长蒋介石统揽全校工作，中文秘书张家瑞，英文秘书先后是王登云、张静愚、陈立夫。党代表廖仲恺负责监察行政，指导党务和主持政治训练事项。1926年增设副校长，由李济深担任。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后，汪精卫任党代表。

初创时期，军校各部门机构设置相对简单，以后日臻完善。校长蒋介石从保定军校、云南、广东、浙江的陆军讲武堂、江西海陆军讲武堂、日本士官学校中挑选了众多人员，到黄埔军校任教供职。国共两党都派出一批重要干部参加领导工作，校内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

校本部是校长、副校长、教育长处理事务的机关，内设秘书长、顾问、随从副官若干人，分总务、秘书、军法3科。秘书科、总务科附设黄埔军校总理孙中山和校党代表廖仲恺在一起调查股，秘书科还附设电务室。校本部总务科又称办公厅，负责人事、薪酬、财会和运输交通等事项。各部门和分校的报告呈校本部办理的，交总务科和秘书科处理。

校本部最初下设政治、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６个部，后期有所调整。除原来的政治、教授、教练3部不变外，增设入伍生部、经理部、军法处、参谋处，改军医部为军医处、军需部为管理处，后又增设军械处、编辑处、兵器研究处、俱乐部、军械库、医院等。全校各种机构约40余个，组织完善，规模宏大。学生也分为入伍生总队、学生队、学生军、高级班、军事教导队、无线电高级班等，各期的情况不尽相同。

政治部掌管政治教育、党务和宣传。先后以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汪精卫、邵力子、熊雄等为主任，张崧年（申府）、鲁易等为副主任，汪精卫、胡汉民、邵元冲、于树德、萧楚女、张秋人、安体诚、李合林、高语罕等为政治教官，恽代英为政治主任教官，甘乃光、聂荣臻为政治部秘书。政治部正副主任之下设秘书，秘书之下设宣传、组织、总务3科。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人戴季陶因反对国共合作，在军校开学12天时即辞职，预兆了未来黄埔师生的分裂。此后，周恩来从法国回国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职。1925年1月，军校调整机构，教授部和教练部合并为教育部，除政治部外，其他3个部（管理、军需、军医）均改为处。从这个变化中，可以看出政治部在黄埔军校的地位之重要。至1926年3月，政治部职员达70余人，聘用专任政治教官和临时政治教官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