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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这个时期的人活得舒坦自由，张扬着自己的个性，追求自己的独特体验，淫糜之风较为盛行。正因为此，一些著名学者出于维护皇权的考虑，纷纷上谏奏章，陈述淫风之害。如西汉大学问家刘向目睹赵飞燕等淫乱之状，认为后宫应倡兴王教，遂著《列女传》，以戒天子。

而东汉女大学问家班昭总结经验，竟写出了两千来字的《女诫》，其中《妇行篇》对女性道德制定了全面而又具体的规范：“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辨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为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织，不好嬉笑，挈齐课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就这样，女人们自己戴上了“紧箍咒”，言行举止都有了“规制”。

后来有反叛者毫不犹豫地将这笔账记到了班昭的头上，想来也不会冤了她。

艺妓的兴起与“房中术”的盛行一般认为，艺妓起于周代，但唐代的艺妓不同于前代。

据唐代孙启的《北里志》记载，这时的艺妓必须擅歌舞，能诗文，只有最下等的妓女才只提供性的服务。

如唐代名妓鱼玄机，诗文歌舞俱佳，色妓双全，很受世人尊重。

可以说，当时的艺妓作为一种职业不任何歧视。

因为人们首先看到的是艺妓的社会作用，其次才是性的作用。

这个时期的艺妓一般都与官吏、文人、艺术家、商人等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因而她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影响。

那些结交艺妓的人也并不是为了性爱，甚至有些是为了逃避性爱，希望暂时摆脱家中的沉闷和出于义务的性关系。这些男人事实上在追求一种与女性的无拘无束，朋友式的关系，其中的性关系不是主要内容。

换言之，唐代的艺妓并不主要体现在性关系上，只有官办妓院中的女子——她们来自罪徒，被“籍没”的家庭女成员，和女战俘，只有这些人才只提供性服务，甚至可以买卖和租用。

由于唐代对性的问题可以公开自由讨论，所以房中书较以往任何时期更为盛行，并且又有了新的作品出现。

这些新作品中的房中书像以往一样，被正而八经地归于医书；而文学类的则被作为“传奇”，其中有关性的描写却是后代色情文字的始作俑者。

例如，唐代的房中书《房内补益》和《大乐赋》等，里面对性交姿势和不同的体验写得十分细腻；当然还有许多的色情传奇书。

而在孙思貌的《千金要方》中还专门列有《房内补益》一章。这里的内容主要是讲房中术，大部分与前代的一样。

但有三点不一样：书中提出四十岁是男性生活和整个身体状态的转折点，所以四十以上须知房中之术；二，前代房中书教人压迫会阴部下面以止“射精”，而孙氏以为压迫右乳上方的屏翳穴会有同样的效果；三，孙氏之“回精之术”会使男女之“精”以日月之象在脑中会合，因此可以“抱雄守雌”而致长生之奇效。

在色情文学作品中有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大乐赋》，内容扬男女的性成熟过程，初婚的体验，性交完成的步骤，和夫妇生活的欢乐等。

这部开色情文学先河的书还有大量对于鳏居之苦的描写，以及偷香窃玉、婢女偷情、僧尼私通以及丑女发情等的描写。

与此相似的还有张旌的《游仙窟》、孙危的《神女传》、佚名的《玄中记》等唐朝色情文学及狐仙的故事。

一般认为，中国人对“狐”的信仰起于周代，汉魏六朝的文献中多有记载，但将“狐狸崇拜”与“性”联系在一起则是唐人的独创。

因为狐狸的性暗示是两个因素的结合，一是古人以为“狐”的元气充沛，二是以狐狸捉弄男人为天性所至。将女性比喻“狐”也由此开始，它恰恰反映了女性的水性、机灵和飘逸浪漫的天性。

裸女“避邪”与妓女“伴嫁”

贞观之治的盛唐开放风气到了宋代就大大收敛了。宋儒理学的兴起为这种收敛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宋代的理学是在借鉴了道教与佛教之后，形成一种混合式的儒家思想体系，并很快成为官方唯一的宗教般信仰。

它强调女性的低下和严格的两性隔离。

但是这种理学只对平民百姓约束，而皇室和贵族却置之不理。他们的兴趣在于后宫嬉戏与追求长生，所以房中书在宋代仍很普遍。

最有意思的是，这种对“长生”的追求可以从在当时流行的“龟崇拜”中见出端倪。

龟本来被认为是“灵兽”动物，历千年而不死，而且越老越通灵。因此，到宋代还有人以龟为名的，官方养龟成为时髦，民间也有各类龟文化，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