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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模范。凡此种种，都显示我是个仁慈人。

独独对眼前这件事无动于衷，不发挥仁心。

为什么这样呢？难道我怕麻烦吗？倒也不是。如果是在偏僻之处，我确信自己是唯一看见的人，大概会义不容辞救助他。

或者，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果已有人对他表示关切，需要我帮忙，我也必定不吝施予援手。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来往的人群漠不关心，隔壁打网球的人漠不关心，在我之前看见的无数人也漠不关心，为何独独要我关心呢？如果我内疚，难道他们不内疚？

这么多人当中，难道没有一个比我更仁慈、更热心，居然把这重大责任留给我这个平凡渺小的人物？

我的确只是个平凡渺小的人物，无须把整座公园的内疚一肩扛起。在摩肩接踵的都会里，我是个无名无姓的居民，面目不清的行人，像一粒泡沫在汪洋里旋生旋灭。泡沫的起灭既无损于汪洋，自不必对汪洋负任何责任。

但那人实在可怜，基于某种固有的同情心，我应该有所行动。可是公园里的人果真都像我这么冷漠无情吗？

我相信不会。也许已经有人问过他，他并不要紧；也许有人叫了警察或救护车，只是还没来；也许，他真的是在睡觉，或休息，并不希望别人打扰。我想了种种理由，安慰自己。

对了，警察。公园里不是常看见警察吗？

我可以去找警察。

于是，快步间杂着小跑步，在公园里四处寻找。即使在匆忙的行动中，我也不能露出丝毫急躁，不能让人看出我对这件事的关心，否则岂不有损颜面？

我可是土生土长的都市人呢！跑了大半个公园，触目所及尽是一派升平景象，每个人都是从从容容，安祥和乐，跳舞，做体操，散步，聊天，听歌，看起来没有人晓得公园的一角躺着一个人。没有人着急，没有人内疚。而警察不见半个。

就在我已经放弃的时候，一个警察骑着摩托从我眼前过去。我来不及喊他，跟着车子跑了几十公尺，看他往事发的方向骑，才慢下了脚步。

他大概是来处理这件事的。

慢慢走到现场，果然看到警察已在那人身边。

这时人迹稍多，一如往常，在附近驻足的人也敢正眼瞧那里了，但仍维持着都市人的派头，不聚集围观，不过分好奇，一副与己无涉的神态。

如果你惯于指控都市人的冷漠，那么，我不妨在此申诉，冷漠也是都市人的分寸。有了这份冷漠，在太过拥挤的空间里，才不会互相干扰。

我无从得知是谁报的警。也许是某个表面上冷若冰霜的行人，也许是说“好可怜”的那位老兄，也许就是隔壁泰然自若打网球的人。

整个公园那么安祥，那么冷漠，在但在冷漠的外表下，我看不清有多少的热情和内疚。千百人之中，总有人会替我表达感情，替我解除内疚。

这大概就是都市人得以冷漠的恁藉吧。事件发展到此，结局算是圆满。接下来的情节，更与无关了。也许你对我的冷漠已经有了同情和理解，也许还要大骂我冷酷无情，草菅人命。我都不在乎。我虽然经历一番挣扎，有一些内疚，但事情过去就算了，不会放在心上。对于流淌在我血液里的冷漠，也许不会稍加责难。那是我醒目的家徽，是精神商标，并非耻辱的印记，与生俱来，无法去除，也不打算去除。

下次碰到同样的事情，我照样不闻不问，而且会更加麻木不仁。

不要怪我，我只是都市汪洋里的一颗浮沫，随波逐流。

一定要怪，就怪都市吧。

第六章　嫉妒与冷漠空白之旅：对一枝山花的生命忏悔

罗武写的这些“小东西”都是有感而发的，可以说，他是用小刀子在慢慢解剖他自己。他不能再为自己的“嫉妒”辩护，更不再为自己的“冷漠”寻找借口。

一次又一次“性派对”让他走出“孝道”的阴影，也让他离“嫉妒”更远，并将“冷漠”看得更清。

所有这些都是由于一个女孩引起的。

严格地说，她只是一个山女。可正是这个女孩，成了他一道伤口和伤口之上永远的痛。

那是大三那一年，这个女孩千里迢迢跑到大学找同室的张凌，碰巧张凌去了西安。

张凌的老爸是个个体户，是温州最早做成衣生意的人。张凌来读大学时，家里已经把生意从浙江做到江苏来了，并在苏州最大的商场承包了三个柜台。张凌才大气粗，出手大方。每次和同学们出门，掏钱的总是他。

张凌对罗武的帮助很大。

罗武自费出版的第一部薄薄的诗集，靠的还是张凌借他的八百元钱呢。八十年代末的八百元钱，对罗武来说，也是一个大数目了。

诗集出来后，罗武得了二百本样书。他就送了一本给张凌，上面写着很感激的话。

事实上，在诗集的后记里，罗武也表明了同样的感激。

可以说，张凌是罗武的恩人。

现在，恩人的朋友来了，他不在，罗武觉得有必要接待她。

那是一个很苦的女孩子，是山里那种发育不良的女孩子。她的皮肤很粗糙，长得也很不对称，个子矮小，梳着一条有点淡黄的辫子。

她不知是怎么跟张凌联系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