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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写上几个舅舅，从不知道母亲还有一个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同胞姐姐。

我知道这个秘密是考上大学以后的事情了。

那年暑假，我在家中无意间看到一封由安庆转来的美国来信。写信人开头便称呼母亲为“耀妹”，落款则自称是“德姐”，很长的内容通篇都是在回忆和评论余家过去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字里行间，浸透着无限的伤感和怀旧的温情。更加使我诧异的是，来信的笔迹竟然与母亲的笔迹惊人的相似。

母亲收到这封信后，接连好几天的时间沉默寡语，心绪不佳，我观察到父亲背着我们兄弟几个不停地劝说着母亲什么，而母亲似乎仍然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一个星期之后，我那在人民解放军当过政治委员的父亲终于以其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了母亲的意志。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开始写回信了，写一段，对着台灯呆一会，再写一段，又停笔想一阵，这封信断断续续用了好几个不眠之夜才完成。信写好之后，没有直接寄给那个“德姐”，而是由安庆大舅处转发美国。我暗中掂量过那封神秘的信函，很厚很厚沉甸甸的，足有七八页之多，以至邮局多加了五角钱的超重费。

母亲一向很少写信，即使有事给我舅舅去函也是简单明了，有一说一，从未象这次洋洋洒洒写小说一般，可见“德姐”在她心目中的份量。

我虽然没有窥探别人隐私的嗜好，便强烈的好奇心还是促使我忍不住询问这封密函的来历。可母亲只是轻描淡写地道，那是她早年在美国定居的一个远方堂姐，许多年没有联系，叙叙家常而已。但我从“德姐”情意绵绵的口吻口断定，母亲显然没有讲实话，虽然当时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德姐”会是母亲的一奶同胞。但直觉告诉我，此人与母亲之间肯定有着非比寻常的血缘关系和一段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

母亲向我挑明这事是在这一年的金秋10月。当时大姨已从华盛顿飞到北京，并且行程安排上早有到山东看望母亲的计划。这是中美建交后大姨第一次回国省亲，也是母亲同胞姐妹之间三十几年之后的首次相聚。母亲没有理由不去和我大姨见面，这个封存了数十年的秘密也就再也无法隐瞒下去。

母亲后来解释说，之所以从不对我们提及大姨，是因为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一个曾经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高官的海外关系尤其是后来又定居美国的直系亲属足以葬送我们兄弟几个的政治前程。至于改革开放之后，当海外关系成为许多人夜思梦想的追求时，母亲觉得更没有必要告诉这一切，她是担心我们由此产生不切实际的幻觉追求和虚荣。

母亲最后很认真地说，但是她不是无原则地对谁都隐瞒真相。

母亲参军时，向部队首长汇报了；结婚前，向我父亲讲清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三　求学

我的这位大姨似乎有着比我母亲更加强烈的独立意识。

抗日战争爆发那年，大姨正在安徽国立八中读高三，日本鬼子占领安庆后，她没有和全家一起当难民，而是跟随学校流亡到了湘西，这就是大姨的高瞻远瞩之处。高中毕业后，又孤身一人跑到了重庆考取了复旦大学。为了表示自己从此可以独立生存，她一边上学，一边打工，断断续续用了6年时间才上完4年的大学课程。整个抗战期间，没有伸手向家里要过一分钱，也没有和家人相聚过一次，一个柔弱女子就这样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外面独闯江湖。

其实大姨年青时也是个思想激进的热血青年。

几十年后，当她知道母亲毅然弃学从军投身革命时，曾经感慨万端地说：“抗战期间，无数的进步青年向往光明，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本来我高中毕业时也曾产生过这个念头，只是后来总想着读完大学再参加革命也不迟，便去了重庆，没想到大学毕业后，先是去了南京，接着结婚生子，然后又身不由己地到了国外。就这样和革命失之交臂了，如果我当时真得和同学一道去了延安，我的人生轨迹也就完全是另一个方向了。”

人生真是变化莫测，刹那间的念头有时候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

大姨是抗战胜利那年结婚的，大姨父是她复旦大学的同学，为人忠厚老实，当时在国民党外交部工作，日本鬼子投降后，便以接收大员的身份，带着我大姨从重庆飞到南京。1947年受命赴罗马任国民政府驻梵帝冈经济参赞，不久，调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馆任职。

解放前夕，大姨父曾携妻带子飞到香港，准备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怎奈那时的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本有希望改善的中美关系迅速恶化。大姨父思忖再三，寻求着未来的出路。以他国民党高级外交官的身份，回到国内恐怕没有什么好下场，而他又实在不愿意跟随腐败透顶把江山丢尽的国民党亡命台湾。经过再三权衡，大姨夫一家再次返回美国，从此远离祖国，过起了海外游子的生活。

说起来母亲和我大姨的经历十分相似。都有过历经艰辛的求学过程，都想依靠自己的能力独立生活，都具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犟脾气。大姨后来对我母亲说：“其实上世纪五十年代，漂居美国的华人日子并不好受，原来的靠山国民党政府腐败透顶垮台了，被美国人鄙视；现在掌权的共产党政府因为朝鲜战争和信奉共产主义，又遭到美国人的仇视。”大姨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咬牙生活着，她一面含心茹苦抚养着两个年幼的女儿，一面重新开始读美国的大学，度过了那段最为艰难的日子。

30多年后，当大姨与我母亲在北京重逢时，彼此的心态是难以言表的。

同是一母所生，同是旧中国培养的大学生，一个年青时参加了国民政府的公务员队伍，最终背叛了国民党政府；一个年青时就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却一生不被重用，始终被挡在了党组织的大门之外。人生真是一个大舞台，喜剧唱罢悲剧登场，频频的换幕以至于戏中角色都有点啼笑皆非，无所适从了。

或许是人分别的时间太久，或许是长期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环境之中，或许是彼此接受的价值观念相距甚远，以至于刚刚见面的时候，姐妹俩竟然象是一对陌生人，找不到一点共同语言，只能讲一些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的废话，那是一种令亲者痛心的尴尬。但骨肉亲情毕竟血浓于水，最终能够溶化政治坚冰。母亲、童年和故乡慢慢成为两个久别相逢姐妹的共同话题。一番彻夜长谈之后，大姨感慨万端地对我母亲敞开了心扉：

“我们的年青时代都有朝气、有理想、有信仰。我们都曾读过易卜生和巴金的作品，都曾受过娜拉和觉慧的感染和鼓舞，我们拼命与封建的家庭抗争，企图摆脱对家庭和他人的依附，去寻求一个经济上独立的自我。虽然我们不曾改变家族的衰败，可我们总算脱离了这个扼杀自由、令人窒息的地方，尽管我们采用的方式不同，所走的道路也不同，但那毕竟是我们一生曾经有过的追求。为了这个梦想，我们虽历经艰辛，但痴心不改，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相通的，虽然我们现在已到垂暮之年，但回首往事，我们仍然无悔当初的选择。”

这段超越阶级的肺腑之言，使终于从内心接纳了这位一奶同胞。

母亲与我大姨之间那种理不清、剪不断的关系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

抗日战争胜利后，母亲告别故乡安庆，孤身一人来到都城南京，就住在我大姨家中。

那时候大姨已经成家，姨父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他为人忠厚，做事谨慎，人缘极好。大姨虽然已经生了我的大表姐，但由于肤色好，善保养，会打扮，往那一站，依旧是亭亭玉立，光彩照人。再加上她善于攻关的天赋，上司同事朋友亲戚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十分融洽，故而一家三口人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很是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