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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阴阳五行学说，秋主杀，所以秋天是决狱的高峰期。他被派遣当班，不值得这么大呼小叫。心学家之小题大作的毛病昭然若揭。要让他当一辈子这样的小官僚他是个下等“企鹅”。按步就班照章办事的工作他找不到半点意思。

他到刑部的第二年「辛酉」八月，就派他到直隶、淮安等府，会同当地巡按御使审决重囚，他官职不高，但是中央官员，在审囚时有决议权，当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意志、有权处理事情时，他就高兴，也高效了。他的学生为了凸现他的仁义心肠，说他“所录囚多所平反”（《年谱》）。

在弘治十五年春在淮北办完公事后，他上了九华山。

这是他生平三上九华山的第一次。这个平生以山水为课程的人，一到了山水之间就活了，就诗性复归了，心态也自然，诗兴也浓厚了，说不定在政治与山水之间，他还真从感性上是个自然派。现保留下来的这次的记游诗赋有二十六、七首。每到一地都诌两句，什么无相寺、化成寺、李白祠、双峰、莲花峰、列仙锋、云门峰、芙蓉阁……

在无限的大自然当中，最能反衬出小官僚日子的无聊。反衬出官场不过是座“围城”。用力博得一第，原来也不过如此。现在，他的情绪还在不稳定期，忽而九天忽而九地。上边务疏时，他刚跨进“城”兴头十足。观政时也捕捉到了许多问题，但找不到做“第一等事”的门径，徒当一办事之吏，真“猥”且无谓。

他与苏东坡神晤梦游了一番（《黄鹤夜涛赋》），决心请假回会稽山去。说完“小舟从此去，江海度余生”的苏东坡，睡了一觉就回来了，王则不到两年又重返官场这个磁性最大的“场”。

名士只能是种风格，而不能成为职业。一成为职业就象《儒林外史》中的假名士了。

５．戴儒冠的道士

他刚刚中进士后，既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边患，有点大丈夫立功异域的幻想；又清醒的看到世事难为，如他在《对菊联句序》中所感慨的：“西北方多事，自夏徂秋，荒顿窘戚。”这个极想做一番大事业的人，也不得不有“吏而隐”之思了：“守仁性僻而野，尝思鹿豕木石之群。”各位同道也是虽为国之“利器”，“而飘然每有烟霞林壑之想。”与让最软弱的也起来反抗说明压迫得过头了同样的道理，让最有事业心功名心的人生隐退想，足见世道太难以用其志了。他“观政”的结果是不如回去。打搽边球的办法也试过了，七子的诗文运动、兵法谋略的考究，都未能找到精神家园、成圣的门径。

这，也许是少年气盛视事太易也易受挫伤。他后来也说此时将就着刚到“狂”的境界，退而生隐志要是走“狷”一路，养洁操，高其道，有所不为。离通行无碍的“中行”之境还有可悲的距离。

一个有牢骚气的隐者绝不是个真隐士。他这一时期的诗作表明，他之学道，基本上在平横失意情绪失败心态。他上了九华山想得是“吾诚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群喙之奴奴。”（《游九华赋》）他不大看得起只会作诗的李白，但此时与之心契焉：“谪仙凄隐地，千载尚高风。”（《李白祠》）也有了同龄人如唐伯虎一类人的明士气：“却怀刘项当年事，不及山中一着棋。”（《题四老围棋图》）就是他再度返回官场，去山东当考官时，还在牢骚：“尘网苦羁縻，富贵真露草。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登泰山》）诸如此类，不必遍举。这个率真的人我手写我口，我口言我心，从不像那些机心深重的假道学真官僚口是心非曲说深藏。只要翻开他的集子，就什么都看到了。

他上九华山时是31岁，专去拜访了一个善谈仙家事的道士蔡蓬头。蔡见了王只说：“尚未。”过了一会儿，王避开左右，与道士到了后亭，再度请教。蔡还是俩字“尚未”。

王再三恳求，请道长指点。蔡才说：“汝后堂后亭礼虽隆，终不忘官相。”说完，一笑而别。道士的意思是，他的“底子”可望成仙，但太想当官了。仙人是觉得想当官的人是聪明的傻瓜，其聪明与其傻相资相用，绝难渡化，比单纯的傻瓜难渡化多了。所以，一笑而别。

他还是不明白，明白得用许多痛苦才能换来。他听说地藏洞有异人，坐卧松毛，不火食，只吃天然的东西，如松子瓜果之类。王攀绝壁走险峰，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他正装着熟睡，以试验来者的道行。王也不俗，坐在他旁边，摸他的脚。道士觉得他不酸，就“醒”了。问：“路险何得至此？”王说想讨教怎样修练最上乘的功夫。道士说：“周濂溪，程明道时儒家两个好秀才。”

周濂溪融化释道，开辟出宋代理学新世界。明道是大程，与弟弟伊川同受业于周濂溪。周的《太极图说》公认是从道家宇宙论模式中深化翻转而来，其《爱莲说》则融合了《华严经探玄记》的基本意思。宋儒明通二氏之学，多很坦然。也不以言神秘为羞。因为中国儒学虽非绝对神秘之宗教，但有超验性，借助神道是其天人合一逻辑的必然要求。

有人问称伊川：“方外之士，有人来看他，能先知者，有诸？”

伊川说：“有之。向见嵩山董五经能如此。”

问：“何以能尔？”

伊川说：“只是心静。静而后能照。”

问：“圣人肯为否？”

伊川说：“何必圣贤？使释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为。释子犹不肯为，况圣人乎？”

这个董五能就曾预知伊川前来访他，问他何以知之？他说：“先生欲来，信息甚大。”跟他交谈，也没什么过人的了不起的地方。之所以能预知，只因为“久不与物接，心静而明也。”（《河南程氏遗书》卷18，12）

引述这则故事，为衬映阳明的同类事情。他31岁这一年，从九华山下来后，他回到京城复命。当时流行的诗文复古运动，已经安顿不了阳明了。用王畿记录阳明后来的话说是：

“弘「治」正「德」间，京师倡为词章之学，李、何擅其宗，先师更相倡和。既而弃去，社中相与惜之。先师笑曰：‘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闵为期，非第一德业乎？’”（《明儒学案．浙中王门二》）

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对现实失望还是觉得文学不足成圣；或者是对朱学失望想退而为隐士，反正他决计要告别京师，告别政治，告别文坛，告别那些喧哗与骚动，他刚刚干了三年，就不想干了。弘治十五年八月，他上疏请批准他因病回家。他不是什么离了他地球不转的人物，自然照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