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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8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廉介要求日本政府明确表示实行阻挠币制改革的方针，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满洲报》1935年11月11日。＇　9日，日本外务省发表谈话，指责中国币制改革事先未与日方“协议”并取得合作，同时对英国对华借款表示“始终持反对之态度”。＇〔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945）》（下），第308页。＇

同日，日本驻华武官高桥坦对宋哲元威胁说：“白银国有与现银集中上海，是陷华北经济于绝境，并阻碍日本利益。如贵方不能自动防止，则日本将以实力期其实现。”＇〔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中央日报译印，1977年版，第73页。＇

配合其外交方面的声明，日本加紧在华北各地实行所谓“自主”货币制度，以对抗和破坏国民党政府的市制改革。其主要方案曾议定出：“1、全票方案，2、满洲国国币方案，3、华北统一银行券方案”，＇〔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第124页。＇　等几种方案。

1935年12月8日，曾策划伪满币制方案的伪满财政部总务司长星野直树，在《中国币制改革与我国策的确立》一文中声称：“中国此次币制改革虽在政治上引起了国内和国际重大危机，但在技术上却不得不承认它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向关东军建议，日方表面上与法市保持联系，但应进行“华北自主币制”。＇〔日〕野泽丰：《中国的币制改革与国防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版，第251页。＇

随后，日本陆军省拟定了《华北币制改革指导要领》，其基本方针是：“华北币制在形式上虽需要使之同中国一般市制建立相当的联系，但应迅速排除来自华中、华南方面实质的支配关系，并进而吸收利用其资金”，把以中国新币制为基准的“一种日金汇兑本位”作为本位货币。＇〔日〕野泽丰：《中国的币制改革与国防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版，第284～285页。＇

1935年12月10日，华北日军制订了《华北自主币制施行计划纲领案》，提出在华北设立新的金融中枢，使之与华中、华南金融相分离；建立“华北公库”为唯一通货发行机关并驱逐法币，由华北自治政权与民间银行、钱庄集资1亿元，首先发行额1。33亿元；由银钱业和商界的亲日分子任公库首脑，顾问及科级职员由日本人担任。1936年2月22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提出了上项计划纲领的修正案，对华北币制独立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如货币取10进位，计纸币5种，铜币4种，共9种；华北公库理事会由理事长（总裁）、理事（副总裁）、各分库理事会代表，银钱业公会和商会代表等组成；在冀察经济委员会下设公库准备委员会。当冀察政务委员会建立之后，由日军松室孝良少将胁迫，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于1936年5月由河北省银行在法币之外印发纸币。

1937年3月，伪冀东银行也发行若干面额的纸币及辅币。日本的“自主”币制活动，虽然没有完全得到推行，但亦严重地干扰了中国的币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为其对华北实行经济掠夺起到重要的配合作用。

（二）白银走私与武装走私

从日本进行的白银走私问题，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日本蓄意破坏中国金融财政的险恶用心。在市制改革之前，日本一直在唆使日本及朝鲜浪人在华北各地掀起挤兑银元的风潮。

1935年4月14日至5月25日，天津的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兑出白银达1682103元，北平的交通银行自1935年6月6日至29日这20余天内兑出1629600元，使库存银元降到最低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交通银行档案。＇

而这些银元几乎全部落到伪满及日本手中。其挤兑的主要办法是，用中国、交通、河北等三行的1150元钞票购兑中国银元1000元，之后运到关外售与日本人专设的收购中国银元的机构。

用其他钞票也可以购兑中国银元，其价格是，以日本银行钞2050元，或朝鲜金票1400元，或满洲洋票1300元购买中国三行钞票1000元，再以之购兑中国银元偷运关外。就这样，有限的中国银元就被日本人用无限的纸币套购而去。＇《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30册。＇

此举既可以毫不费力地塞满日本的腰包，又可以削弱中国的金融财政，这就是日本使劲地破坏中国市制改革的要害所在。

1935年5月22日，河北省政府在给南京国民党当局的呈文中说，每日密送到关（山海关）的白银约十五六万元，北平、天津各居五分之二。＇《于学忠转报华北白银走私情形呈行政院文》，《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

以此而计，中方每月外流白银约400万元。仅1935年四五月间，秦皇岛海关缉拿到的走私白银总额达177900元之多。＇千家驹：《中国经济的挣扎》、（《中国国民经济》）。＇

其余未能缉获的，其数目更是惊人。

金融是国家经济的命脉，由于日本所策划的阴谋，平、津两地库存白银几乎被汇兑一空，中国银根吃紧，同时又纸币贬值。带来物价上涨，工商业停滞，经济崩溃。这正是日本所希望发生的混乱局面，它便于日本进一步在中国翻云复雨，巧取豪夺，策划自治，吞并领土。

除上述白银走私外，日本还进行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武装走私活动，对华北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这种走私活动随着其在华北的政治军事扩张加剧，从隐蔽的小规模的，发展到公开的集团性的武装走私。

“走私”一词的本来含义是秘密输售货物，逃避交纳合法捐税。而日本所进行的走私，是以其军事力量和不平等条约为背景，对中国实行强迫的、公开的、大规模的、不平等的商品输售活动，其实质无异于强制掠夺。当时在长城一线，满载各种商品的马车几十辆为一队，连同其武装护卫数百人一伙，从伪“满洲国”通过长城各缺口浩浩荡荡进入华北。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自冀东远往天津的走私物品有：人造丝89617包（4033745公斤），卷烟纸6171包（1183836公斤），布匹12131包，白糖479296包（43136640公斤），杂货11052包；其中1936年4月19日起一周内由天津运出的私货就有人造丝1862包（830790公斤），白糖41171包（3705390公斤），卷烟纸245包（15239公斤）等。＇《银行周报》卷20第20期。＇

这些武装走私队以武力抗拒中方的陆海缉私人员，而日本政府与军部更以外交手段保护走私，并对中国施加外交压力，横加勒索。日本方面还以“协助缉私”为名，派出宪兵警察非法进驻北平、天津、唐山、滦县、昌黎等站，“检查”来往客人，严重干扰中国方面的正常缉私业务，侵犯中国的主权。

当时，处于伪满和冀东之间的“中国方面的税收机关，其职能处于停止状态。”＇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243页。＇

日本在华北走私，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遭受严重打击，其中受害最大的是制糖业与人造丝业，以糖业来说，1935年一般市价白糖每担22元，红糖每担18元，然而私货却只要12元或10元左右。因此津浦、陇海两路遂全为私糖所侵夺。上海糖商60余家，因私糖盛行而受之损失已达1000万元以上，广东糖因华北私货充斥，在5月初就停止装运，并一半停工，到中旬以后，广东糖厂一竟因私货压迫及原料不足而全部歇业。至于人造丝业，1934年上海人造丝匹头厂家有21家，丝织机2万部，因私货倾销影响，1935年已仅余六七家，织机三四千部。其他如纺织业、面粉业、卷烟业、火柴业等，无一不受到走私的危害。尤其是华北工业的中心区天津各厂不是关门倒闭就是被日商所收买。总之民族工业没有一样不受私货打击。

（三）冀东特别关税

日本还公开以不平等的法定手段，保护其输出商品免征或减征关税，冀东特别关税就是一例。日本在冀东订立相当于关税14以下的低税率的“输入税”，变相承认日方利用南大寺、北戴河、留守营、昌黎、秦皇岛等地进行不平等贸易。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