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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着问：“挨过老师打骂的同学也请举手。”少数学生举起了手。

我又问：“父母打骂你，是因为父母不爱你吗？”

学生齐声回答：“不是。”

我继续问：“老师打骂你，比如昨天，我就狠狠地抽了王永承一鞭，是老师不喜欢永承吗？”

一声更响亮的回答：“不—是！”其中永承的声音格外清晰。

我说：“有一句话叫……什么亲什么爱……是怎么说的？”

学生答：“打是亲，骂是爱。”

我的情绪已基本灰复常态。听到同学们的积极响应，我高兴地说：“对，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会出于爱心，深怀善意地打你骂你。你们说，是那两种人？”同学们用不同的声音说出了同一个意思：“是父母……爸爸妈妈和老师。”

我接着说：“父母打你骂你往往是出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美好愿望和‘恨铁不成钢’的切切爱心。老师偶尔打骂你是为了逼你遵守纪律，认真学习，希望你不断进步，学业有成。所以，同学们在家里要理解父母的一片苦心和喋喋唠叨；在学校要接受老师的严厉管束和谆谆教诲。大家说对不对？”

“对—”同学们处处密切的配合，句句毫无杂音的回应，完全消除了那一鞭给我带来的担心。但我还有许多话要说。我要把自己师教与家教、教师与家长融会贯通的一些道理和事例讲给同学们听。希望能把这一鞭的负面影响降低为零。

我说：“我有三个子女，全在本校念书。去年三姐弟都评为三好学生。你们都看到了，他（她）们的合影至今还留在宣传栏中。老大今年高中毕业，以文科全县第四的成绩录取在江西大学。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她的一段故事。”

大家一听我要讲自己女儿的故事，一个个挺直身子，睁大眼睛，竖起耳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于是我开始讲述老大小学起蒙时我们父女俩至今不忘的一段往事。

老大初上小学时，也跟一些不太懂事的孩子一样，上课不专心，作业不认真，学习生活总是松松散散，做什么都是漫不经心。这样的学习状态，怎能取得好成绩？所以，头一个学期从入学到期中考试两门主科成绩总在七十分左右徘徊，从未上过八十，甚至七十以上的得分率也不多。她是三姐弟的带头羊，她的状态如何对后面两个必然会产生影响。小学启蒙就表现如此糟糕，往后还怎么学得下去！我心里十分着急，不敢等闲视之。

那时我已调入小学任教。我一方面利用本校教师的便利，请一年级的几位老师给我严格要求，严加管教；另一方面我在家里常把她拢到身边用父亲的慈爱感化，用耐心的疏导启发……。几乎各种方法都采用了，就是毫无效果。每次考后我问她考得如何，她总是毫不在乎地回答：“嘿嘿，六十分。”“嘿嘿，七十分。”

如果一年级不能养成一种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积极的学习态度，如果就让她这样稀里糊涂地混下去，势必积累惰性、滋长散漫，接着就是丧失信心，远离勤奋，非彻底垮掉不可！

如果她的智力就是如此，我也无需苛求。根据我对她从小到大的观察，发现她的智商并不低。特别是我回家接她来南山上学时，在路上的那一次考察，更让我觉得我的女儿智商不低。

老大从小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樟树农村老家由奶奶带养。一九七九年暑假，我去老家接她回南山上学。从我们老家要步行穿过一片很大的田野到新余的水北车站乘车。那天，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我突然问她：“慧慧，你说我们从家里到这里走了多少路？”

这个题目既无前提又无数据，对于一个从没上过幼儿园更未进过学前班的六岁小孩来说可谓不易。可是没想到她眨巴眨巴眼睛居然很快就作出了回答：“爸爸，我们走了八里路吗？”

我说：“你这个八里是怎么来的呢？”

她好象早已心中有数地说：“我听婆婆说，我们家里去水北有十五里路，是吗？”

我说：“对。”

她又指着远处一个很大的村落说：“前面看到的是水北吗？”

我说：“是。”

她又问我：“我们站的这个地方离水北有七里路吗？”

我说：“唔，差不多。”

她便开心地说：“那我们不就是走了八里路呀？”

小小年纪能结合周围的环境，把听到的看到的综合起来，灵活应用，准确地解答出这样一个无头无脑的难题，真是让我欣喜不已。

可是一入学，反差却是这样的悬殊！显然她的学习状态连她本身素质的最低水平也没达到，实在让我忧心如焚。看来，如果现在不下决心采取措施，再拖下去，就有可能误她一生。我想，既然正面教育无效，就给她施以高压，或许能将压力变动力，推她奋进。我再三考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咬牙一试。

期中考刚结束，我就知道她一如既往。中午一进门，我就问她：“慧慧，你这次考得怎么样？”

她仍是习以为常地说：“嘿，语文六十八，数学七十一。”

我火冒三丈，随手抄起早已准备好的一块竹片，掀起她的屁股连抽了七八下，屁股上立即见红见肿，血痕斑斑。打完后我含着泪给她穿上裤子，问：“痛吗？”

她哭着说：“痛，好痛……”

我说：“你知道爸爸为什么打你吗？”

她使劲止住了哭声，呜咽着说：“知道，我不认真学习，没考好。”

“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今后我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