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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外交家的角度，美俄秘密结盟已经使开战进入倒计时阶段。

问题是，黄瀚林并不是外交家。

在那次高层会议上，黄瀚林没有批准军方提出的建议，即制订一份针对俄罗斯的全面战争计划，而是要求杜小蕾进行外交努力，争取稳住俄罗斯，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避免战争迸。

为此，杜小蕾在四月初访问了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与总理。

虽然会晤的气氛很和谐，但是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俄罗斯总统与总理都没有接住杜小蕾伸出的橄榄枝。

能够说，这已经是中国当局为阻止战争进行的最后一次努力了。

当时，杜小蕾在莫斯科开出了非常高的条件，包括不再向中亚国家提供援助，以至暗示只需俄罗斯承认中国在东亚、东南亚与南亚的地位，中国就会促成扶桑当局放弃对北方四岛的领土要求。在领土安全问题上，杜小蕾还提出，中国愿意签署一份双边性质的边境安全协议，即中俄同时将边境地区的军队后撤两百公里以上，在离边境两百公里范畴内的军事部署与调动都将提前通报对方。在蒙古问题上，杜小蕾也表明了立场，即中国无心吞并蒙古，也不会采取任何破坏中蒙俄三边关系的行动，但是要求俄罗斯也做出同样的保证，不在蒙古采取单方面行动。

总而言之，为了安抚俄罗斯，杜小蕾几乎做出了所有让步。

可惜的是，俄罗斯当局依然认为杜小蕾没有诚意，她做出的所有安全保证都无法确保俄罗斯的根本利益不受要挟。

当然，杜小蕾没有就此放弃。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杜小蕾的主要工作就是与俄罗斯打交道，想方设法的改善中俄关系。

直到十月份，随着美国宣布向澳大利亚增派舰队，局势才变得不可收拾。

当时，杜小蕾就意识到，这很有可能是压垮和平的最后一根稻草。

十月十二日，杜小蕾专程找到牧浩洋，提到了美国向澳大利亚增兵的事情，而牧浩洋的立场非常明确：美国增强在西南太平洋与印度洋方向上的军事力量，已经对中国的安全与利益形成了间接要挟。

只是，杜小蕾怎么也没想到，牧浩洋会在五天之后做出回应。

虽然杜小蕾不是军事家，但是她知道，牧浩洋下达的命令，等于是在告诉美国：再过几个月，中国就有能力动战争。

所幸的是，在此之前，杜小蕾已经做了总理该做的事情。

来到元府，在高层会议上，杜小蕾先对国内情况，特别是与战争有关的情况做了全面分析。

当时，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在战争初期处境不利的情况下，如何扭转局面。

这其中，最重要的又是中国自身的战争潜力。

在这份演讲中，杜小蕾明确提到：因为从二零三八年开始，国内经济建设就根据战争需要做了调整，所以在进行战争管制的前提下，所需的八十六种战略物资的自给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在需要进口的百分之二十中，有大约八成能够通过陆路口岸输入，只有大约百分之四的战略物资需要海运。

能够说，中国的自给率非常高。

按照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美国的自给率只有百分之六十，而且进口物资中只有百分之四十能够通过陆路运抵，总物资的百分之二十四需要走海运，此外美洲经济体对海运的依赖程度在百分之四十左右。

此外，中国的战略储备也较为充足。

在演讲中，杜小蕾明确提到，即便在战争初期丧失了制海权，海运线路被切断，中国储备的战略物资也能坚持一年以上，确保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在建军事项目顺利完成，并且能够通过空运的方式，获取必要的战略物资，确保在战争的第二年里，仍然有百分之七十的军事项目能够顺利进行。

当然，杜小蕾没有忘记最重要的部分：战争动员。

按照在二零三八年制订的动员计划，战争迸后，将分五步完成战争动员，即征召适龄退役军人、军事工业与重工业全面动员、恢复义务兵役制、社会生产体系总动员与全民总动员。整个动员行动将耗时一年以上，半年内能完成前三个阶段的动员工作，把军现实力提高两倍以上。

因为涉及到军队动员，所以这不仅仅是国务院的事情。

在随后的说明中，牧浩洋提到，在完成了前三个阶段的动员之后，因为新征召的兵员需要接受三个月到半年的锻炼，部分技能与技术性兵种的锻炼周期在一年以上，所以要到战争迸后一年，陆军与空军的作战能力才会有明显增长。因为装备建造周期更长，所以海军与陆战队的实力要到战争迸后的第二年才会有明显增长，而且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装备建设完全依照战时体制进行。

正是如此，牧浩洋强调了第二阶段动员的重要性，提出应该同时进行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动员。

问题是，进行战争动员的前提是战争已经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