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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和1500米，加藤嘉一夺取“二冠”的可能性很大，我也满怀期待，每天投入刻苦的训练。日本体育界的冬训似乎是本着武士道的精神，刻意要让孩子们学会“什么是能吃苦”，让他们了解“冬训对一个人人生的作用有多大”。

没想到，我的腰撑不住了。原因是，过多的训练损伤了正在成长中的骨骼和肌肉，这是我没有把握好分寸、盲目追求运动量而忽视了身体和精神承受力的结果，用中国话说，这叫过犹不及、物极必反，我崩溃了。接下来，我不得不接受两个月的休息，因为这一变故，影响了训练，到了比赛期间，自我感觉状态不太好。争取参赛入场券应该没有问题，但自己十分清楚，要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已是不可能。我从小很极端，坚持“做不好不如不做”的原则。因此我决定放弃，跟着初中的同学们去毕业旅行了，去了澳大利亚，那是悉尼奥运会的前一年。澳大利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让我开阔了视野，产生了将来一定要出国的强烈愿望，以便让自己在新的环境中发展自己，同时发现自己祖国的缺陷和不足。这次澳大利亚之行与后来选择来华留学密不可分。不得不承认，初中阶段田径生涯受挫，给我的心灵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但因为机缘，却让我看到了新的世界，发现人生的答案不止一个，而是可以有很多选择。世界很大，人生的目标可以有很多种可能，小小年纪面对命运的捉弄，也第一次觉悟到了什么是顺其自然。

其实，从初中那个阶段，我已开始扮演“规则打破者”的角色。初中规定不能参加正式比赛，我参加了，还为母校带来了一点点荣誉。当时，体育界的人批评我不集中跑步，初中老师又批评我不集中学习，双方都成了我的批判者和警告者。这种处境仿佛是我的命运。我来北大上本科期间，也不满足于当个好学生，我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上电视，写文章，做项目，很多老师一定会责怪我：这个日本小伙子真是的，不好好学习，天天在外面忙！迄今为止，我是讨不好任何一个领域的。学界的人会批评我“你不够学术”；媒体界的人会批评我“你不够媒体”；文化界的人可能会批评我“你不够文化”；娱乐界的人则说我“你不够娱乐”。反正，大家都始终以质疑的眼神注视着我：“加藤，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说，我不是为了讨好人家而活着的，人不能为迎合第三者的喜好而做人、做事，这样就本末倒置了。我的目标只有一个：说服自己，就是让自己接受自己。挑战想象中的自己，批判想象中的自己，超越想象中的自己，其他的，无所谓吧。我做我想做的，至于我做不到的，那就任人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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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童工”出身（1）

初中到高中的六年，是我迄今为止最辛苦的一段时光，从现在回望，我把它视为名副其实的“青春”。为什么说最辛苦呢？因为，就上面说的，我始终坚持“文武两道”，很艰难，很累，关键是谁都不理解我。除此之外，辛苦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那六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要打工的。中国朋友很熟悉一个词——“童工”，而我，就是“童工”出身。

当然，13岁打工，在日本也是违法的。13岁的少年，应该好好学习，先做好知识积累，以便为将来的发展打好基础，这一思维逻辑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在日本，一般来说只有到了高中一年级（16岁），才能开始打工，所从事的也只能是初级的体力劳动，比如在麦当劳、面包店、加油站等处打工。日本的高中生打工是相当普遍的，到了大学阶段，不打工的人连1％都不到，在中国，这情况似乎难以想象，这大概是由国情、观念、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所决定的。打工的好处毋庸置疑，它可以锻炼人，让你早一点接触社会，了解所谓社会是怎么回事，也可以赚钱，减轻父母的负担。当然，不打工有不打工的好处，可以集中精力学习，可以有更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过，作为多年打工的经历者，现在回过头来看，打工的好处比不打工的好处大得多。在这里，我要诚恳地建议中国抱有大志的大学生应该多多打工。我一直主张北大学生应该去麦当劳打工，这样不会降低而只会提升北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北大学生变得更牛、更有竞争力。北大学生的学业、理论功底本来就很强，文化素质绝对没问题，但却严重缺乏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公共场上与他者共存共荣与竞争的能力，也可以说是社交或实践的能力，他们往往也不了解社会底层的真相，不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和处境，更不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如果你要在这个社会获得话语权和支配权，一定要对社会有深入的了解，一定要接触底层民众的生活，否则只不过是小聪明、小皇帝、小精英，是很难成什么大气候的。

当然，当童工，在中国也是违法的。然而，就我的观察，这里的童工现象太普遍了，我曾经走过中国许多城市与农村，也接触过许多辍学出来打工的孩子。

2007年底，有一次去贵州省被设定为扶贫样板的毕节地区大方县考察半个月，主要是了解那里的义务教育普及情况。那个时候，中央政府刚刚制定并推出了一项政策，即免除农村义务教育的书杂费，这是推动农村普及义务教育的非常好的措施，无疑是非常正面的。许多农村孩子辍学，原因很多，但学费及乱七八糟“被”附加的各种费用太昂贵也是一大原因。许多国内外观察家认为，免除书杂费这一举措是中国教育的一次突破与转折。

但我的观感不一样，即这个举措的效果似乎并没希望的那么理想。中央出台好政策，未必都能不走样地传达到地方。我发现在中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很复杂，我见过许多天高皇帝远、自以为是的地方官员，也了解到他们许多无视中央的方针政策，完全以自己的喜好和利害关系去治理地方的情况。中国太大了，地方官员有足够的条件和“智慧”来对付上级，办法之一，就是掩盖事实，假报现状。

在那一“好政策”推出后的大方县，我接触到了太多太多仍然上不起学的孩子们。原因有两个，一是有些家长根本不知道中央出台了免除一切学费的政策，就是老百姓的知情权没有落实，或者是地方政府和学校没尽到宣传之责，当然，是否有人故意隐而不报，以便按惯例继续坐收渔利，我就不得而知了。另一个原因看起来更加严重，原来，孩子不上学的主要原因还不在于交不起学费，而是因为家中贫困。因为，学费并不是家庭对一个学生投入的全部。这一状况让我认识到，那些可怜的农民的孩子不上学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学费多少钱，而在于家里有多少钱。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政府免除学费当然是大好事，但免除学费却并不能保证这些家庭的孩子继续上学。因为家里很穷，尽快改变眼前的贫困，比受教育更迫切。教育算什么呢，又不能给全家带来现实的好处。如果孩子不早一天出去打工，家里就没钱花，因此在很多人家，孩子未成年就被送出去打工挣钱了，在多子女的家庭（中国虽然搞计划生育，但在偏远乡村，多子女家庭仍很普遍），长子长女往往首先辍学，去做童工。童工也许挣不了几个钱，但起码生活不让家里负担，多多少少又能给家里交一些钱。相比不打工，这一进一出，账目是很明白的，你说家长会怎么选择？

我是“童工”出身（2）

我在毕节地区的考察得到了大方县委宣传部及*门的支持，我还接受了毕节电视台的独家采访。很感谢当地政府的热情款待，他们全力以赴配合我的调研活动，经常强调教育事业对扶贫的重要性，“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差也不能差学校……政府官员的工资可以被拖延，但教师的工资一定要按时给。”我也发现，在那块欠发达的土地上，最漂亮的建筑是学校，收获最稳定的是教师，我也确实感觉到当地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以及为此承受的压力。我收获很大，受益匪浅。不过，问题仍然存在，我能看到的许多内容，都是被挑选的，被安排的，对新政策实施后辍学现象依然没有消除等情况，他们坚决不让我看，他们用什么办法呢？他们用了最常用的办法——装糊涂，此外，他们还“热情”地派来喝酒的高手来陪我，从早上开始就陪我喝，我不愿猜测他们这样做，是不是想用酒把我的头脑弄糊涂。

当然，我并没有糊涂，而是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秘密何在呢？这要归功于来自爷爷、父亲的良好遗传，那就是酒量一流。不夸口地说，我来中国之后几乎没有醉过，或晕倒过。只有一次例外，那次，我一个人跟沈阳军区的五位军人对着干，大家都用玻璃中杯，一杯一杯地干52度的白酒，记不清一共干了多少杯，反正到了最后，我就没有记忆和意识了……

那次贵州调研很成功，我瞅准机会就偷偷地乱跑，跟自费照顾贫穷家庭孩子的教师聊天。一位姓王的女教师对我说：“我每个月的工资2000元，其中800元是给我班上的孩子们吃饭用的。政府当然不知道这个情况。”有一次去一个辍学女孩家，她15岁了，跟奶奶两个人过，父母都到贵阳打工去了。

我问她：“你为什么不上学？”

“因为家里没钱，如果我去了，奶奶、弟弟、妹妹就没饭吃了。”

“国家免除了一切费用，你知道吗？”

“不知道，无所谓。”

“你想上学吗？”

我问到这一句，她突然掉眼泪了。对她来说，教育本来就不是无所谓的，她真的很想上学的，只是在奶奶、父母面前假装对教育不感兴趣而已。

晚上9点多，我跟她两个人一起散步。我从她那里了解到，这个15岁的女孩在社会上学到了许多东西，让人触目惊心，但却是许多贫困地区的女孩走到绝处都可能会选择的谋生方式。在这里，我就不具体透露了。通过这次调研，我认识到，中国的教育依然要走很长的路，教育政策的制订者推出好政策固然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跟其他政府部门的协调，我发现，深入探究下去，许多问题是结构性的，是相互关联的。解决那些孩子的上学问题，需要从教育、民生、医疗、财政、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去加以统筹，否则，再好的政策，执行起来也会走样，难以达到美满的效果。

以上是由童工问题引出的题外话，下面把思路拉回来，说说我自己的“童工”生涯。

13岁的时候，我通过父亲朋友的介绍得到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找这份工作，利用了关系网，看来，乡下的日本人也很讲究“情”，违法是违法，但可以通过人情改变一点点局面。随后不管搬到哪里，我都能找到送报纸的活儿，这和自己老报童的身份有关吧。日本人就是爱看报纸，最大的《读卖新闻》有1000万份的发行量，位居第二的《朝日新闻》有800万的发行量。不仅是企业订，普通家庭基本都是订阅的。每天早上，有专门的送报员按时将报纸送上门。我就是每天早上专门送报过来的那个送报员。说起来，我从事的是服务业，为读报者服务就是我要坚持的宗旨，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力争做到最好。而且，要做就不能半途而废。在将近2200个日子里，除了田径比赛、集训和报纸停刊的时间以外，我一天没有休息过，雨天、大雪、台风……每天都必须按时送报纸。顺便说明一下，在我比赛、集训的那些日子里，送报工作就由爸爸和弟弟代劳。实际上，平时送报，都是我和爸爸、弟弟一起送，我不能送时，他们的工作量要增加一些。送报要起早，我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3点半开始送报纸，送到6点钟，回家，吃早餐，上学，这是我从初一到高三大致的生活节奏。晚上一般要到10点—11点才睡觉，我每天从来没有睡过六个小时以上，平均是四个半小时，我不觉得很少，我睡眠质量超好，头落到枕头上，不到一分钟就能入睡。父亲常说，“睡那么多干吗？睡多了，人会变得懒惰的”。一般认为，睡眠对健康有影响，我的体会是：健康不会受影响的，关键不在于睡多少，而在于睡觉有没有规律和睡眠的质量高不高。即使每天睡四个半小时，每天都是有规律地睡觉，睡得深，睡得熟，就没什么问题。　。。

我是“童工”出身（3）

虽然有点辛苦，但我始终热爱送报纸的工作。积极面对每一件事是一种态度，珍惜每一份工作是一种责任。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就送报而言，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作为国家级的运动员，本来就是要早训嘛，送报都是跑步送的，是最好的早训，而且也是工作，能够保持一定的压力，培养责任意识。如果说我有一点点毅力和耐力，肯定是从近2200天的送报经历中萌芽出来的。另一方面，我还可以赚到钱，基本上是五万日元的月薪（3500元人民币），这笔钱满足了我的学费、交通费、生活费、餐饮费、体育用品费等的需求。我上高中有“体特”身份，学费免了一部分，但毕竟也需要鞋子和衣服等体育用品、集训以及参加比赛的各种杂费。弟弟也和我一样，从初一开始挣钱。反正，我们是从13岁开始在经济上独立了，不需要伸手向父母要钱了。我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也从来没有一点委屈感，而是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的，并为自己感到自豪。家里有困难，全家一起努力渡过难关呗，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我是男人啊！再说，我们既可以锻炼身体，培养好习惯，又可以赚钱，熟悉社会，我学习也不错的，由于时间很紧张，反而明白了时间的宝贵，利用各种时间和空间去学习，也学会了有效、合理利用时间的方法，这一切都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13岁到18岁期间，我做过三份工作。除了上面所说的送报纸，还有就是从高中二年级开始的日英——英日翻译工作。这也是利用了爸爸的人脉，联系了几家有外贸业务的企业，帮他们翻译文件，日译英，英译日。那时候，我的英文已经很不错，早就过了类似大学四级、六级考试的水平，TOEIC也考了几乎满分。我们当时生活困难，对长跑运动员的我来说，学习是件比较轻松的事，很简单，其辛苦不能跟送报、训练相提并论。这是我的逻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是如此。还有一点，我从小就有强烈的对外意识。因为，我所生长的环境相当封闭，我性格又那么突出，一直被排斥，日本的社会有一个很怪的恶习，即排斥另类，通过排斥另类来维护秩序，社会因此显得相当平均、均衡。我就受不了这一点，很想出去看看，看看国外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跟日本一样这么郁闷。后来，我15岁时去了澳大利亚，开阔了眼界，从此才明白：原来日本才是个另类。

正因为心底有着强烈的出国愿望，我很重视自己英文能力的培养。总结起来，我提高英语的有效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每天中午到图书馆看英文报纸，随时找学校的外教主动说英语，在15岁到18岁骑车上学期间（我们家后来搬到了离学校更近的地方，大约相距15公里），我每天在路上坚持用英语自言自语，反正车速很快，不会打扰别人，顺便锻炼一下肺活量，但这种边骑车边说话的方式很辛苦的。我做事情向来要求做到至少一举两得，一石二鸟，否则我不会做，至少要让自己找到两个点，当然，一举两得也好，一石二鸟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