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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4)

刘邓大军的借粮证

当时,各个部队的供给部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供给部要搞好部队武器弹药供应、解决部队衣食住行,而且还要处理好大批伤员,这在晋冀鲁豫地区作战时,本来问题也不大。但部队一到大别山,在各个纵队供给部工作的同志就感到头疼,远离后方,粮食全靠自筹,完全依靠供给部显然是不可能的,每个部队都只好成立筹粮队,由政治机关、供给部门和连队抽调人员组成,带一个班或一个排的兵力筹粮。

原一纵供给部的王树仁、赵端善回忆说:

那时向老乡筹粮是采用借的办法,由经手人打收条然后签名盖章,日后由地方政府统一结算。我们通过向基本群众调查了解,对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强行征收。征收的粮食除部队留用一部分外,还要开仓济贫。具体地说,我们到达驻地后,首先调查哪有乡公所的粮食,哪有地主的粮食。根据基本群众提供的线索,我们及时前去征收,搞到不少粮食。记得有一次纵队直属队只剩下做一顿饭的粮食了,个别连队还没有盐吃。纵队首长很着急,杨勇司令员对我们说:“没有粮食和盐巴吃怎么行?部队怎么行军打仗?要千方百计搞到,确保部队吃粮。”为了搞到粮食,我们就去找地主武装“小保队”要。我们事先了解好路线,侦察清楚他们的老窝,然后突然袭击,缴获他们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有时筹粮也是比较困难的。大别山区的老乡们仍有怕我们住不长久的想法,再加上国民党欺骗宣传,有些地方的老乡对我们不明真相,部队一到,他们就上山隐蔽起来,不敢同我们接触。由于粮食来源困难,我们有时只能筹些稻谷,战士们就用土办法舂米。同时,地主武装也不断地对我筹粮人员袭扰破坏。在罗山筹粮时,我们同“小保队”发生了战斗。当时,有个叫冯志善的同志,是纵队直供科粮秣员,被调到我们筹粮队工作。他就是为了保护粮食而光荣牺牲的。

粮食越来越少,部队只能一天吃两顿饭,上午八点钟左右吃一顿,下午四、五点再吃一顿,许多部队一整天没吃饭,也是常事。有些部队偶尔还能搞点菜,但是没有油。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二营机枪连几个月没吃过油,战士们馋得不行,司务长也很难过,搞了半天,从老乡家里找出了半桶桐油,北方人也不知道这是桐油,就用来炒菜了,吃着也挺香,战士们都夸司务长,司务长看着战士们吃得香喷喷的,心里也乐开了花。谁知吃了不到一个小时,全连开始上吐下泻,浑身无力,连机枪都抬不动了。偏偏上级来了命令,让四十七团去打宋埠。机枪连的战士咬着牙把机枪架起来了,战士们一边呕吐得鼻涕眼泪一大把,一边架着机枪扫射,硬是把宋埠打下来了。

部队展开了大规模的打土豪运动。

打土豪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吃饭问题,把地主的粮仓一开,部队带走一部分,剩下的分给老百姓;二是衣服问题,分地主的浮财,把布匹拿回来,自己动手做衣服,准备过冬;三是经济问题,向地主要钢洋,要金子、银子。

但打土豪也不容易。

大别山的地主土豪,和平原上的地主不一样,平原上土地肥沃,人口集中,一个大地主甚至拥有10多里范围的土地,整个村庄的农民都是他的佃户。但大别山的村庄很零散,一个村庄甚至只有两三户人家。这些村庄中的土豪“油水”很少,田地都是通过一辈一辈一点点积攒下来的,他们省吃俭用,自己本身也都是很好的生活把式、庄稼能手,和佃户一样下田干活,平常也吃窝窝头。除了一些有政治背景的土豪,其他人和贫农也没有形同水火的情形。所以,当解放军去打土豪时,一开始就显得有点混乱。六纵十七旅作战科长梅琪曾经带了一个侦察排去浠水一带打土豪,他是由一个学生参军入伍的,怎样打土豪,他也不太懂,就只好摸索着搞。先开始调查,把老乡们召集起来开会,给他们讲:“我们是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我们队伍里也有你们这儿出去的老同志、老红军。我们是穷人的队伍,现在要为穷人做主,打土豪,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口干舌燥讲了半天,老乡们大眼瞪小眼地听着,谁也不吭声,让他们揭发谁是土豪,也没人讲。梅琪着急得不行,他心里想,也许老乡有顾虑,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下讲,怕得罪了土豪,招来报复。于是,他就宣布散会,然后让战士们分头去各家各户打听,好不容易打听到一家是土豪,梅琪高兴得不得了,忙带着战士们过去。进去一看,这个“土豪”穿得破破烂烂,和其他老乡一样一脸老实巴交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土豪”。梅琪还不灰心,进了他家一看,屋里也是破破烂烂的,散发着一股霉味,最值钱的也就是屋里放着的一副棺材,战士们还不放心,掀开棺材看看,里面什么也没有。梅琪作难了:他家又没有什么东西,怎么打人家土豪啊?最后不得不带着侦察排空手而回。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5)

六纵十七旅五十团宣传股长杨志就比较幸运,他一下子就找准了一个“土豪”。

杨志回忆说:

我们进了大别山,不住老乡的房子,也不去敲老乡的门,晚上就睡在打谷场。慢慢地,跑出去的老乡就陆续回来了。我们打土豪时,刚开始也没找到,后来老乡偷偷地给我们讲,说是村里有个土豪,把粮食用罐子、篓子埋在了山上,还主动领着我们去挖粮食。这样维持了几天,又没粮食了,老乡又来讲:“他家粮食多,听说屋里还有一些。”我带人打听了一下,这一家虽说是地主,但不是恶霸,没做过什么坏事,打土豪打不打他呢?团里领导专门开会研究,决定还是打。但不公开打,让他主动把粮食交出来就行了。我就找来他家的一个长工,让他回去给这个地主说一下,我们八路军没粮食吃了,你们是地主,过去多少也欺压、剥削过老百姓,但还不是恶霸地主,所以我们也不镇压了,但必须在两天之内给我们把粮食送来。过了两天,这个地主没来,我去把那个长工找来,问他是咋回事。他说,别急,再等等,他也是一点一点省下来的,舍不得。我当时就急了,他再舍不得,我们就断炊了。所以,我就很严厉地告诉他,回去给他家讲,再不送来,我们就要亲自去了,我们要是去了,那就是镇压。这个长工回去不久,就带着这个地主赶来了,他一来,就先扑通一下跪在那里磕头,一个劲地喊:“长官,可怜可怜,我也没有什么粮食啊!”我们就让他先坐下,给他泡了杯茶,给他讲形势,我们一定会胜利,蒋介石一定会失败,还给他讲,我们这是借粮,将来一定会还的。做了半天工作,他这才答应了,好家伙,一下子就是30多担,看来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土豪!我们就派战士把它抬来了,也给他打了借条。

除了打土豪来筹粮,部队被迫向商人筹款。

十七旅作战科长梅琪没有能在打土豪中搞到粮食,为了部队生存,他就想到了向商人筹款。他回忆说:

部队无粮无钱,别说打仗,就是生存也成问题。这时,我们听说其他纵队在向商人筹款,我们一商量,打土豪打不来粮食,能向商人筹来款也行啊。我们就去找浠水县商会会长,开始他还不给,说是兵荒马乱的,生意不好做,没赚到什么钱。我们就给他讲道理:“我们八路军是保护你们商人的权益的,你们解决八路军的困难也是应该的。”当时我们也很着急,我只带一个侦察排,国民党部队驻在浠水的是四十军,离我们正好也有40里左右。这个商会会长态度也蛮好,请我们吃饭。我们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吃就吃,几个月肚里没见过油水了,能吃顿饱饭也不错,但吃饭归吃饭,款还是一定要筹的。吃过饭,会长说是找商人们商量一下,我们几个战士跟着他,但一直到晚上他也没能拿来钱。这个地方我们又不能久呆,我把他叫来,让他先和我们部队一起走,什么时间商人们把钱拿来了,什么时间放人,要是有人给敌人通风报信,要死咱们死一块。他们就给我们讨价还价,刚开始我们提出要8个亿,这是旧币,可能相当于现在的八万元左右吧。他们说:“你们有个部队在宋埠才要了4个亿,宋埠比我们还富。”他说的是二纵。我也不想和他们啰嗦,说:“你们有多少就给多少吧。”我们就带着会长先走了,到了兰举寨没几天,他们把钱送来了,有法币、银元,有些商人拿不出来钱,把金子、银子都拿出来了,还交了够一个团用的布匹、棉花,大概有2亿多元吧。我们也就把会长放了。他们还没走,旅政委何柱成就把我叫去了,批评了我一顿,说我违犯了政策。因为当时野司、野政再三通知不让向商人筹款。我说:“听说二纵在宋埠就筹款了。”何柱成说:“二纵违犯政策了,咱们不能犯!”我就问他:“没有吃没有穿,部队怎么能活下去,你说那怎么办?”何柱成说:“要多做宣传鼓动工作,让他们支持!”我说:“你去鼓动,你筹到钱了,我立即把这些布送回去。”在大别山,敌强我弱,老乡们都不敢明目张胆地支持我们,何况商人了,鼓动工作根本行不通。何柱成的口气软了,他说:“你不要这样嘛,还是去给他们做做工作吧。”我就又出去给这些商人们讲:“我们现在遇到了困难,这也是暂时的,等到将来解放了,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一定会来还给你们的。”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6)

解放后,当地政府做了不少工作,只要有借条的,都还了。

但刘邓大军的日子还是越来越艰难。虽说有陈粟、陈谢两军东西策应,但刘邓大军毕竟身悬最南端,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后来又增加至33个旅80个团,源源不断地向大别山扑来。双方都要在大别山就地补给,大别山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再加上这里连年混战,国共双方在这里拉锯几十年,大别山人民少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过起日子很现实,他们要活命,就得想方设法地保存自己那点少得可怜的财物和粮食。无论是对付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有了经验。实际上这些经验也就是“坚壁清野”,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都把自己家里的贵重物品、粮食转移到山上,或者在房前屋后埋起来。后来成为了军队著名作家的徐怀中,当时是在晋冀鲁豫野战军文工团工作,他在新县浒湾区一个乡的武装工作队工作时,由于患了“雪盲”,被安置在老乡家养伤,亲眼目睹了房东把存下来的粮食在房前房后分散埋藏多处,一处只放很少一点,即使被挖去了,别处的还在。他每次取回一点稻谷,就像是偷盗似的,要趁夜去,四下看看没有人,赶快起出来,还要把现场料理的一点也显不出来。

国民党军还好说,这里本来就是它的统治区域,背后还是江南富庶的“鱼米之乡”,补给不够,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外面运来。这对无后方作战的刘邓大军来说,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刘邓大军的处境愈加困难。

如何找到这些被藏起的贵重物品、粮食,部队动了许多脑筋。到了一个村庄,炊事员、司务长就拿根棍子,把头削得尖尖的,看看哪里的土是刚翻出来的,就使劲地戳,有时挖出来一看,就是一罐或一箱子粮食。挖出来以后,把老乡找来,战士们给他讲道理:“我们是解放大军,不会白拿你粮食的,给你开个借条,将来会还你。”然后给他留一点,其余大半都拿走了。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有次找了半天,没见到一粒粮食,司务长正发愁,炊事员的眼睛却亮了:“司务长,你看那座新坟。”司务长一看,在村边的几座坟旁,有一座看来刚埋不久的新坟。他瞪了一眼炊事员:“有什么好看的,咱们总不能吃死人吧!”炊事员说:“司务长,你不觉得这座坟很奇怪吗?”司务长再仔细一看,果然这座坟周围干干净净的,就连烧纸钱的一点痕迹也没有。司务长的眼睛也亮了:“这里面埋的不是人,肯定是粮食。”两人商量了一阵,叫来几个战士,偷偷地把坟打开一看,果然是一棺材的粮食。

为了搞到粮食,有些战士就向老乡连哄带骗,老乡也屡屡上当。六纵十七旅五十团有个侦察员叫赵石子,鬼点子多,别人在忙着找粮食,他拿着一个望远镜站在村口,对着外面的山坡看了一会儿,回头吓唬老乡:“我看见你们粮食在那里藏着。”说着还用手指了指那个山坡,又说:“你们要是拿出来了,我们要一半就行了,要是让我们自己挖出来,我们就要全部借走了。”老乡不知道望远镜是啥玩意,以为他真看出来了,忙慌慌地去把粮食拿出来了。赵石子还很高兴,以为首长会表扬他一下,谁知政治处主任张镰斧知道后,把他叫来臭骂一顿:“你这是干什么?这不是欺骗老乡吗?你这是搞迷信,你算不算共产党员?把望远镜给我交出来!”赵石子被熊得脸红脖子粗,乖乖地把望远镜拿了出来。

原六纵十七旅五十团三营副营长宁保喜回忆说:

那时我们营里都成立了筹粮队。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筹。上面就来人介绍了许多经验,教我们如何找到粮食,如何让地主交出粮食。我记得他还鼓励我们,说是某某部队住在地主家,地主的媳妇有事没事就来他们住的房子里转转。部队起了疑心,怀疑这间房子有鬼,果然一敲墙壁,里面是空的。打开一看,是个夹墙,中间放满了粮食、金银财宝,部队有粮吃了,款也筹到了。

为了生存下去,部队里开始出现个别人违法乱纪的现象。有些部队打土豪时,向老乡打听谁家是地主,老乡没人讲。战士们就自己找地主,看看谁家的住宅高大、宽敞、房子多,就说这家是地主。实际有些是地主,有些也不一定是地主,但都把人家当土豪打了。还有的部队看到老乡家里有猪,就说:“这家有猪,肯定是土豪。”把猪拉过来就杀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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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成了个大问题(7)

原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参谋韩文回忆说:

我们四十九团有一次住在枫树湾,部队没吃的,司令部有个参谋就对通信员说:“这家看起来有钱,像地主,把他们家的小鸡捉起来。”几个人上去,把人家的鸡全部捉起来杀吃了。打土豪本来是政治处的事,但团长苟在合看着政治处打土豪搞来不少东西,司令部吃了上顿没下顿,就对我们这些参谋说:“政治处都在打土豪,你们也要干。”我们一听,商量了一下,村里的土豪都被政治处打完了,我们就只好打房东的土豪。房东家的人跑完了,只留下一个老头,也不知道是他家什么人,我们给他要布,他说没有,还说我们像土匪,连国民党军都不如。战士们就生气了,把他吊起来,问他有布没有,他还说没有。战士们就把他吊着打了一顿,屎尿都拉了一裤子,这才把他放下来。我们就挖他家的地,看看是不是埋有东西,虽然不是挖地三尺,但也够深的,也没挖出什么,就是一些小硬币。苟在合知道了,把我们臭骂一顿,批评了我们一顿。

原六纵十七旅五十一团见习参谋陈德品回忆说:

征粮筹款很难,用正当的办法根本办不到。我们就在白天观察好,看看这家像地主,晚上就到这一家里,地主已经跑了,只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我们也没找到东西,就对这个小孩说:“你父亲跑了,我们解放大军要吃饭,不知道你们家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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