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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二零六零年左右，基本上实现了航空化，即航空运输成为了最为重要的远程运输手段，并且逐步取代了铁路与水运，最终成为唯一的远程运输手段。即便在短途运输上，航空也占有最重要的席位。到二十一世纪末，中国已经全面实现航空化·连居民出行用的代步工具都是飞行汽车。

紧接着中国实现航空化的就是美国。

到二零六七年，也就是战后重建工作基本上完成的时候，航空运输在美国的远程运输中所占比例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而铁路与水运降到了百分之三十以内，最终在二零七二年完全被航空运输取代。到二十一世纪末，美国基本上同时与中国实现全面航空化·即飞行汽车成为居民出行的出要代步工具。

航空化，是新时代发达国家的主要标志。

要知道，在当时最重要的几个发达国家中，除了中国与美国，像欧洲联邦、俄罗斯与澳大利亚，要到二十二世纪中叶才能基本实现航空化，而欧洲联邦到二十二世纪末，仍然没有完全实现航空化。

如果以航空化为标准，那么欧洲联邦在二十二世纪初就不是发达国家了。

那么，航空化到底有多么重要呢？

说得简单一些，航空化的直接作用是提高了物流效率，而在物质富裕已经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二十一世纪后半叶，物流效率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生产效率，传统的物流手段显然无法适应全新的生产模式。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航空运输全面普及之后，跨太平洋的大宗商品运输由二十一世纪处的一个月左右缩短到了半天，即上午在美国出产的产品在傍晚就能到达中国，并且在当天晚上送到中国消费者手上。这样一来，中国与美国就拥有了全面联合的基础，两个国家联合发展不再受距离限制。

当然，航空化不仅仅指的是货物运输，也包括人员交流。

到二十一世纪末，跨洋载客飞行器全面进入了轨道时代，从上海到纽约，全程飞行时间也就两个小时左右。

这种交往效率的提高，从根本上提了社会的生产效率。

当槟，生产力提高的本质，还是对能源利用能力的全面提高。

到二十一世纪八零年代，中国已经全面普及了第二代聚变核电站，美国则在二十年后达到了同样的程度。

可以说，这才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技术。

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二代聚变核技术，才是真正的可控聚变核技术，因为第二代聚变核技术才基本上使电力变成了无限制供应的社会公共资源，而且其成本，也才真正的降到了接近于零的程度。

要知道，在此之前，中国就算免费为居民供电，也是限制性的，即每个居民都有额定的供电配额，超过部分仍然得购买，而且是花高价购买。至于工业用电，中国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免费供应。

在第二代可控聚变核电站全面普及之后，中国才真正开始无限制免费供电。

当然，这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免费，因为中国政府依然得使用税收来生产、以及为发电站供应发电原料。

严格说来，要到第三代可控聚变核电站问世，也就是直接以氢为燃料的核电站问世，才能实现全面无限制免费供电，政府所要做的就只是建造核电站与维护核电站，原料能由发电站自行提取。

毫无疑问，电力开始无限制供应，对人类文明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彻底的。

别忘了，在现代社会中，最不可缺的资源就是电能。

没有电能，人类社会几乎寸步难行，而有了电能，就几乎能够生产出所有物资，从粮食到衣物、从食品到药物、从飞行汽车到大型飞机、从家用电器到电子设备，甚至包括人类居住的空间，几乎都可以通过电能获得。

这一变化，在美国最为突出。

虽然在大战爆发前，美国也普及了聚变核能，但是美国的技术不太成熟，即便使用的是重氢与超重氢为发电原料，但是电站建造成本高昂、维护费用更加高昂、发电效率也比不上中国的第一代可控聚变核技术。结果就是，美国在战前并没有实现电力免费供应，生活用电的价格不算太低。

大战结束后，中国基本上同时在美国推广第二代聚变核电站。

只是，当时中国存在大量的战争剩余物资，包括数千套小型聚变供电系统，另外本国处理掉的第一代聚变核电站也非常多，所以在大战后的二十年内，美国主要的电力供应仍然来自第一代聚变核电站。

只是，对美国人来说，这绝对比战前好多了。

要知道，从二零六五年开始，美国也推广了免费供电制度，政府将无偿为居民提供一定额度的免费电力，只有在超过了平均消耗水平之后，居民才需要自己掏钱购买电能，而工业用电的价格也大幅度降低。

可以说，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促成中美共同化的基础。

当然，这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的战后政策，即通过经济上的扶持、贸易上的交往、再加上全面的文化入侵，中国与美国最终将组建一个二极同心世界，共同构筑以太平洋为核心的文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