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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面是可以减轻我们的工作负担，但大别山是我们几进几出的地方，国民党靠保甲长，解放军来了也找保甲长办事，群众会怎么看我们？”还有一位负责同志也明确表示反对，还向大家传达了华北土改的经验，倾向于仍旧贯彻华北“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办法来发动群众。段君毅、乔明甫：《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领导》（《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67页。）

刘邓回电毛泽东，决定在大别山不依靠保甲长、地主土豪，坚持“依靠贫雇农，巩固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阶级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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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豪，分田地（2）

1947年10月10日，邓小平以中原局名义，起草并签发了《中原局关于进入大别山后地方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把土改作为创建根据地的有力武器，坚决反对右倾现象，在有初步基础

土改

的地区，立即放手发动群众分浮财，分田地，半年内在大别山完成土改任务。这个指示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冷溶：《新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二十六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25页。）

为了建立地方政权，领导土改，野司决定成立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和军区。各个纵队根据野司决定，抽出人员调归地方、军区建制。刘邓大军实行土改的决心是坚定的，不但南下的4000多名地方干部参加土改，各个纵队还抽出干部、战士1000至2000人组成工作组，参加地方工作。另外，每个旅抽出1个团共13个团调归地方、军区建制，准备进行土改工作。

南下干部和部队抽出的工作组，凭着对革命的热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土改运动。

但是，大别山的情况和华北解放区有着天壤之别。蒋介石这时已经专门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所，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坐镇指挥，国民党投入33个旅“扫荡”大别山，再加上大别山外围兵力，总计90余个旅。地主封建势力纷纷成立土顽武装，几乎每个乡都建立了乡保队。敌人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实行了一系列反动政治措施，恢复联保制度，规定群众在我部队、干部所到之处，必须举火或鸣锣报警，报告我活动消息；颁布极其反动的“十杀”条令，对所谓“通匪”、“窝匪”、“知情不报”等等，均格杀勿论；恢复和发展特务组织，对群众严加控制；大肆捕杀我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仅岳西县我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就被杀害100多人，区长李单堂牺牲后还被敌人割下头，挂在县城“示众”。乡长储协才的12岁的儿子也被敌人活活捅死。在敌人高压政策压迫下，群众不但怕国民党，也怕共产党，因为一和共产党接触，就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和华北解放区一样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难度可想而知。

原六纵十七旅参谋张方山也分到了工作组，他回忆说：

部队开到浠水县马家寨，上面来了命令，每个旅都要抽出一部分人，以南下干部为主，就地成立区政府，进行土改。旅里就把我抽了出来，由团里一个姓王的供给处长带着，一共47人，带了一个班的战士，成立了浠水县第五区人民政府，设在朱店。其实我们也根本没办法去朱店，因为到处是敌人呀，大部队走了，把我们留下来，敌人又回过头来搞我们。我们就找了当地裁缝，每个人都做了一套便装，军装也不穿了。敌人到处追我们，我们一面打游击，一面分田。这里是老根据地，上点年纪的人都很懂革命理论，当我们给群众做工作，讲到分配土地时，群众说：“不用你们分，我们1927年就分好了。”有的还说：“在我们大别山，你们有个四进四出，没有一次不是搞到萝里精光（罗山、礼山、经扶、光山），最后还要到剥皮（陂皮河）才走的。鬼才相信你们旱鸭子（北方人）不走。”当地老百姓还有首民谣：“红军走了蒋军到，怀里揣了三把刀，头把刀子要粮食，二把刀子要钞票，三把刀子要姑娘。”说实话，除了第三个，前两个我们也要。所以，有时不但地主、富农反对我们，有时甚至贫农也和国民党走到一起了。我们白天给老乡分田，插上牌子，晚上我们一走，分到田的贫农就跑到地主家里求情：“大爷，大叔，这地不是我要的，是他们强要分给我的，我现在就还给你。”分地主家的浮财时也是这样，家具什么的，老乡都不敢去拿。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地主家分浮财，他家也没什么东西，就搜出一点大米，地主婆一看，就躺在地上打滚哭着耍赖，说自己也是贫农。地主站在一边不吭声。可等我们一走，他就放出风来：“拿我一斗粮食，将来还我十斗！”我们的根据地没巩固，敌强我弱，到处都是敌人，老乡哪里敢要啊！

打土豪，分田地（3）

大别山的土改工作艰难地进行着。由于没有正确地认识到大别山的实际形势，机械地照搬老根据地的做法，贫民团和工作组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带领群众划阶级成分、分田地、斗地主，结果事与愿违，过早地分了地主、富农的浮财和粮食，分散了社会物资，触动了工商业，侵犯了中农，甚至贫农的利益。有的地方因为情况不熟，除了少数是积极分子，吸收了不少流氓分子或与地主有联系的人参加土改工作，不但没打击到真正的地主，反而伤害了贫雇农。在镇压恶霸地主时，有的地方又扩大了打击面，发生了破坏城镇工商业和乱抓人杀人的问题，犯了“左”的错误。

原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一营一连战士郭荣廷是工作组成员，他回忆说：

打土豪，分浮财

我们打土豪，分田地，群众发动不起来，消息也不灵，走到一个地方，只能看看哪家房子好，屋里东西多，就认为他是地主，把他家房子、田地、浮财都分了。有时做得比较过火，斗争地主时，也有打骂的，或者把他吊在屋梁上，问他：“你家有金子银子没有？有武器没有？藏在哪里？”不说就打。通过这些方法，确实打击了一些恶霸地主的嚣张气焰，把藏在草垛里、埋在地下的浮财、枪支都交出来的。但有时打击面也大了，把好人当作了坏人来收拾。有一次到一个村庄，有一家院子很大，看着就像是地主，但他们家里人跑光了，留下一个给地主干活的，我们也把人家当成了地主，他说他不是地主，我们还认为他不老实，把他捆了一两天，打了一顿，营里教导员发现了，批评了我们一顿，这才把他放了。

成立农民协会，建立人民武装

李子英当年是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组织股长，代理麻城一区区长，有一次他们经过一个山腰，看见一个年轻人，好像在偷偷地观察他们。大家一商量，觉得这人形迹可疑，是敌人的探子，就把他抓了过来，问他有多少人，有多少枪，住在哪里。他说：“我不是土匪，也没有枪！”战士们认为他在说谎，上去把他捆了起来，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个年轻人受不了，就说：“别打了别打了，我是土匪，枪就埋在我家里！”李子英他们就带着他回到村里，一到家里，他抱着他妈的腿就哭了：“妈，我不能活了，我给红军招了，我是土匪，枪在咱家里埋着。”战士们让他找枪，他在屋里团团转，磨蹭了大半天，也没找出枪。七连副连长认为他不老实，一把把他推到门外，李子英还没反应过来，副连长就一枪把他打死了。李子英忙向四十九团副团长汇报了这事，副团长就让他写了张报告，大意是说：“查匪XX，就地正法！”贴在了村子里。李子英至今还很后悔：“后来，我们在大别山时间长了，有老乡就偷偷地给我讲‘你们好是好，就是不分好坏随便杀人，对周围的老百姓影响都很坏’。”

由于整个形势是敌强我弱，因此工作组的环境日趋恶劣，地主阶级展开反扑，“小保队”四处疯狂地捕杀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工作组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有一次，“小保队”几百人冲到了麻城木子店区政府，工作组边打边退，冲出了重围，但还是有几个文工队员被“小保队”抓住了，这几个人有的被割了鼻子，有的被挖了眼睛，还有的被割了生殖器，挂在树上示众。特别是那些在地方工作的女同志，落到土顽手里，更是受尽了污辱，被强奸后，又脱光衣服，吊死在树上，有的被卖给地主恶霸当小老婆。

当年任六纵队文工团美术队队长的王建敏回忆说：

在大别山文工团就不再演戏了，主要是做群众工作。为了站稳脚跟，上级号召男女同志认干爹、干妈，同时广泛了解情况，谁家穷，谁家是当年的红属，开始组织贫民团。老百姓被国共双方折腾得胆战心惊，所以大别山就是穷人，也不一定向着我们。社会环境十分复杂。文工队员张佩英，是和姐姐张佩兰一起参军的，她年纪小，京剧唱得好，大家都叫她“妞子”，王近山等纵队首长都很喜欢她，一见到她就喊：“妞子，来一段！”她也不害怕，亮开嗓子就唱。在大别山时，“妞子”在本子店下半区一个叫台子湾的村子拜了个干妈，老太婆对“妞子”很好，好吃好穿的都给她。后来有红属悄悄透露，老太婆的儿子是“小保队”的，她在工作队前是人，背着工作队就是鬼，背后在村子里到处散播谣言，说抓到我们要一刀一刀地剐。她和我们套近乎，就是为了随时了解我们的动向。另外我选了个贫民团长，是个贫农，本来以为他可靠，这人工作也很积极主动，每天来提供情况，还从国民党那儿搞来了90多支枪。由于我们人少，这些枪带不走，就沉入村里的池塘里。我们开会、打土豪，分田地，走到哪儿都带着他。没想到，他也是“小保队”的，那90多支枪是他用来换取我们信任的“礼物”，没过多久，敌人包围我们时，他就悄悄地捞了上来，给敌人了。我们让他送到梅庄区十六旅炮兵连所在地的伤员也被他在路上杀了。

打土豪，分田地（4）

在本子店，小保队和青红帮的势力很大，如果我们的同志被他们逮住，准没命啦。文工团的两个同志就被“小保队”用石头砸死了。鲍先志曾经带着一个连的武装，和一部电台路过木子店台子湾，我们给他汇报了这事，他说：“敌人手中拿的是枪，你们拿的是烧火棍？”他还告诉我，敌人已经杀了我们不少在地方工作的同志，我们要想站稳脚，就要镇压他们的骨干。我们一商量，就把“妞子”的干妈和那个贫民团长，还有“小保队”的骨干和顽固的原保甲长带到上半区，召开群众大会，宣判死刑。晚上悄悄地把他们拉到村外，用刺刀把他们捅死了，不敢用枪，恐怕再惊动了“小保队”。文革中，我为这事还受了批判，说我当年把自己的“贫民团长”杀了。那时在斗争紧张情况下就是这样，副区长，甚至工作队员就有生杀大权，杀一个贴一个布告，在上面画一个大红勾，就是宣判死刑了。有时也真有点杀多了，所以连基本群众也躲着我们。

那时天天都很紧张，晚上睡觉，都要转好几个地方，六七点到一个地方，###点又得换另一个地方，十点以后再换一个地方，有时一晚要折腾四五次。因为没有群众基础，我们不但要防国民党部队、“小保队”，还要提防老百姓去报告。

有一次，我带领两个贫民团长到县里开会，县里说情况紧急，他们也要转移。会没开完，我就带着人回来了。到了中午，我们组织起来的六七个民兵，嚷着要回去吃饭，我让他们下去了。等了半个小时，不见他们回来。文工队员田夫下去找，在半山腰，一个老乡来报信，说他们过去投“小保队”了。田夫赶紧回来，周围的枪声就响了。我和田夫操起枪就往外冲。我打了两枪，枪就卡壳了，只能做做样子。村边上围了一大堆人，也分不清是好人坏人，他们喊：“王区长，你过来，没事！”我肯定不能过去，他们没拿枪，但不少人手里拿着扁担，我一过去就要死在他们手里。我朝他们喊：“你们不准过来，过来我就开枪。”田夫又打了两枪，他们害怕了，这才往后退。我们顺势过了河，往对面山上跑。还有一个队员叫石鸿章，他从另外一条路突围了。山上松树密密麻麻的，我和田夫跑散了。但那次运气不错，都跑回来了。我心里难受啊，村里90％以上是贫农，可就是没有人帮你，你为穷人打天下，穷人不领情，还带着敌人来捉你，这最让人寒心。可是也没办法，工作还得做。

过了三个月，我们又到了木子店，有人报告说：“有两个人，把农会主席的儿子挑了！”我们几个人就到村里开会，让乡亲们都去，那两个人也来了。大别山就是这样，你根本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特别是“小保队”，平常也和贫农一个样，就是腰里多把枪，冷不防地给你一枪。就是没有枪，几个人把你捉住，用石头也要把你砸死。乡亲们到齐后，我们把大门一关，岗哨放上，事情宣布了一下，然后把两人捆起来，拉到外面不到30米，就用刺刀捅死了。

还有“妞子”，年纪小，可吃大苦了。他们有次住在一个村子里，这里三面环山，一面是条30多米宽的河水，水深有两三尺，有的地方更深。大家正在两间小屋里忙着烧火做饭，有的忙着拆枪、擦枪。米刚下锅，组长马鸿文的加拿大冲锋枪刚拆开，村背后响起一梭子清脆的机枪声。哨兵跑来报告：“后山发现了敌人，山沟里也有敌人。”马鸿文忙让大家以最快的速度过河抢占制高点。他把枪零件含在嘴里，边跑边装。文工队员傅兰英和“妞子”张佩英跟着他向河边跑。马鸿文看河水流得急，不远处就是旋涡，喊着让她俩往上游跑几步再下水。谁知她俩没听清，跟着下了水。眼看快过来了，“妞子”滑到了一个旋涡里，只露出了个脑袋。傅兰英忙去拉她，河边石头上长满了青苔，踩上去很滑，傅兰英拉了两下，把她袖子都拉掉了，还没拉到。后面的“小保队”已经在喊：“捉活的，捉活的！”“妞子”哭着喊：“兰英姐，你不能丢下我，你要是带不走我，就把我打死！”傅兰英顾不得说话，忙把自己身上的湿衣服脱下，放在青苔上，用双手把“妞子”拉了出来。马鸿文这时已装好了加拿大冲锋枪，回头就向“小保队”开火。已冲到对面山上的姚振邦等人也跑了回来，“妞子”个子矮，两个男同志就架着她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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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豪，分田地（5）

说起“妞子”，话就长了。进军大西南时，“妞子”留在了十二军三十六师在四川、贵州参加剿匪，她姐姐张佩兰和王建敏他们一起参加抗美援朝去了。回国后，张佩兰到处打听“妞子”，有人说“妞子”在贵州被土匪打死了。张佩兰很伤心，她回老家邢台，把父母接到了邯郸住了一段时间。1956年她转业到了民政部，就又把父母接到了北京。其实“妞子”并没有死，只是负伤住了一段医院，她也在到处打听姐姐的消息，听到的消息却是张佩兰在抗美援朝时牺牲了。她就跑到了邢台找自己的父母，邻居也不知道她父母已经被张佩兰接到北京，只说是去邯郸了。“妞子”又跑到邯郸找，还是没找到，只好死了心，又回到了贵州。一直到1985年，有个在十二军当过兵的作家去贵州采访，听说贵州遵义电视台台长是个女同志，曾经在十二军当过兵，他忙跑去看看，认出来是“妞子”。“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