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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就对这个小孩说：“你父亲跑了，我们解放大军要吃饭，不知道你们家粮食藏在哪里了，你给你父亲写封信，我们先把你带走，你父亲什么时候把粮食交出来了，什么时间就放你。”我们带着他跑了两个月，形势越来越紧，敌人天天在屁股后跟着，我们还带了10多个恶霸地主，也是让他们家人拿粮食拿钱来赎人。上级就命令我们，说要把他们处理掉，带着是累赘，放了又怕他们去给国民党部队报信。那还是半夜，怕暴露目标，也不能开枪，战士们就在路边把那10多个恶霸地主用刺刀捅死了。地主小孩跟我们两个月，我对他有感情了，事先对那个班长讲：“这个小鬼，没有什么事，你们不能把人家也杀了！”班长说：“你放心，我知道的。”第二天我跑去问他，他说是放了。

部队中牢骚怪话也多了，其中有句牢骚流传很广，也很形象地概括了刘邓大军坚持大别山斗争的艰苦生活：“大别山真正好，走小路光摔倒，走错路了没向导，吃糠米，铺稻草。”

上面讲到的找向导也是一件让部队头疼的事情。大别山的地主武装多如牛毛，谁和解放军接触谁就要倒霉，这让部队找个人当向导变得非常困难。要想找到向导，必须得有两个人，一个在前面敲门，一个在屋后边去堵。抓住后，让他当向导，有的说自己眼睛不好，不能带路，有的说：“不行啊，我家没有劳力，我还要到田里干活去。”战士们讲：“给你两块银元，帮我们带一带吧。”但就是这样，老乡也怕国民党报复，还不带。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曾经抓了一个向导，问他附近有什么敌情，他说不知道，问他地方，明明离这里不远，他也说不清楚。走到半路时，他捂着肚子说要解个手，然后顺着山沟提着裤子就跑，有个参谋眼明手快，开了两枪，他吓得不敢跑了。战士们把他抓回来，这个参谋气得让战士们上去打了他一顿。政治处主任苗兴华看见了，喊道：“给我住手，谁让你们这么干的？”这个参谋站了出来：“是我让战士们打的，谁让他还想跑！”苗兴华瞪了他一眼：“你还有理！你看看你自己，像不像个解放军？有你这样找向导的吗？你不会讲道理，做工作嘛！”那个参谋不服气地顶了一句：“我就是这么找的，你们当首长的说得好听，有本事，你们找向导去！”苗兴华看了看他，叹了口气，只好走了。

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侦察排长王道士，是个老红军，作战很勇敢，搞侦察，更是厉害，你让他去抓个国民党军的参谋来，他保证不会给你抓回来个连长。穿便衣出去侦察，也是扮谁像谁，有次他化装成一个算命的，居然把真的算命先生都唬了。但他也有个毛病，就是脾气比较暴躁，动不动就打人。虽说他是个老红军，资格挺老，也能打仗，但就是升不上去，有时好不容易提了一职，没过多久，又犯了老毛病，职务又被撸了下来，至今依旧是个排长。有一次侦察排找了两个向导带路，谁知这两个人带了两三里，路过一个拐弯时，一弯腰就往山里窜。王道士叫了起来：“回来，给我回来！你们拿了钱还要跑！”但这两个人头也不回，一个劲地往山里跑，眼看就要不见了，王道士夺过战士的冲锋枪，一下子把这两个向导打死了。政委郝培苗立即让人把王道士绑了起来，要就地枪毙。团长唐明春不干了：“这两个人说不定就是土顽，打死了活该！王道士是个老红军，又能打仗，犯些错误也是难免的，怎么处理都行，就是不能枪毙！”争执了半天，只好把王道士的排长职务撤了，给了一个处分。但王道士因为作战勇敢，不久又恢复排长职务。但在后来的淮海战役后，侦察排的一个战士因为偷拿了一个俘虏的手表被关了禁闭，他就找茬对指导员骂骂咧咧，动手打了指导员几个耳光，还让副排长也去打了指导员两个耳光。这是一起严重破坏军纪的事件，捅到了尤太忠、邓小平那里，这时正好又遇到全军进行纪律整顿，撞到了枪口上，执行了军法。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8）

初进大别山的喜悦慢慢没有了，严酷的现实让一些指战员产生了想法，觉得大别山根本就不像个老根据地，老乡不帮忙不说，还经常给部队出难题。强烈的思乡想家情绪和对现实的失望情绪出现了，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很多指战员的普遍感受。这对部队的影响很大，个别部队出现了战斗意志衰退，一些能打的仗不打了、不该放跑的敌人却放跑了等等。这些还是次要的，最严重的是，一些部队连人民军队的宗旨也置之脑后，出现了打老乡、抓向导、拉水牛、拖猪捉鸡、抢东西等现象，甚至还出现了调戏妇女的现象。

这在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想都不敢想的严重违纪现象，在各个纵队都或轻或重地存在着。老人们说，这不是哪个纵队的情况，几乎每个部队都有。

对一支人民军队来说，这是一种比打了败仗还要危险的严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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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枪毙，三个不准（1）

部队出现的违法乱纪情况，让刘邓首长忧心如焚。无论是哪种性质的军队，一个有理智的指挥官都明白，一旦纵兵殃民，部队的军纪败坏，战斗力也就无从谈起，凡是一流部队，都视破坏纪律为军队之癌，一旦扩散，整个部队说垮就垮。作为一支人民军队，刘邓首长当然更不会坐视不管，任其发展。

1947年9月2日，刘邓在新县小姜湾召开整顿纪律大会，他们让野司保卫科科长张之轩带人到各个路口，只要有部队路过就拦下，带到这里听首长讲话。在这次会议上，刘伯承痛心疾首地说：“部队纪律这么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邓小平严肃地批评道：“部队纪律这样坏，是我们政治危机的开始，这是给自己挖坟墓！”首长们在会议上宣布了三条：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会议还规定，各个部队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

会议结束后，刘邓首长让政治部立即派人到各个部队去传达。张之轩赶到商城，遇到了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还笑呵呵的问他：“老张，这次又有什么精神了？”张之轩看了看部队带着的几个向导，说：“赶紧整顿纪律，首长发脾气了，不准再带向导了！”唐明春一听，忙让战士们把那几个向导放了。张之轩接着又向他传达了“三个枪毙”和“三个不准”。

刘邓对整顿部队纪律非常重视。在这期间，野司枪毙了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这一事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原野司保卫科科长张之轩回忆说：

10月13日，野司到达黄冈总路嘴镇，镇上的老乡已经跑光了，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关门，街上没有行人，冷冷清清。我们站在路边，忽然看到一个解放军用步枪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从一家店铺出来了。邓小平脸色立即变了，他追了几步没追上，就对我说：“你去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他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我去调查了一下

，他是野司警卫团四连副连长赵桂良，是个战斗英雄，还是个劳动模范。

刘邓大军司令部旧址

中午，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首长专门为这件事开会，最后决定，为了严肃军纪，下午召开公判大会，枪毙赵桂良，并且让我去通知部队和群众参加公判大会。

我一边通知部队，一边派人上山，动员群众下山参加公判大会。

我还奉命到禁闭室找赵桂良谈话，给他讲了野司的决定。赵桂良立即抱头痛哭了：“我……我犯了纪律，杀我应当。可我死得太窝囊了，将来回到太行山了，见到了我们家里人，你们就说我是打仗死的……”

下午，群众下山参加公判大会，对赵桂良执行了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