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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当《镜城早报》的编辑告诉他，有个叫阿升的朋友找他时，罗武一下子竟激动起来。因为很少与老同学联系——他曾试图寻找张凌，并写了几篇小文追忆他们在大学的生活，但是没有得到张凌的消息，不知道是张凌忙于做生意没看到罗武的文章，还是他至今没有原谅罗武的行为。见到发福的阿升后，罗武很高兴，但他没有问及有关张凌及其他同学的消息。他想，既然生命就是对一段段往事遗忘的话，我又何必对昨日纠缠不休？

特别是罗武被拉进“性派对”的游戏时，他觉得找回了“做人”的感觉：以前的许多挣扎和努力都没有这样对自己的心灵造成彻底的颠覆和打碎。

既然人们可以这样生活，罗武觉得他完全有理由可以对昨天的“恶梦”说声“再见”了！

最让罗武感到“有收获”的是第一次与那个经验丰富的女人做爱，那感觉是他跟谢双依在一起时所从来没有激动过的——真是让人兴奋极了。

从此，罗武迷恋上“性派对”了。

谢双依问他在干什么，罗武就以自己在外面采访找借口。因为人回到了正常的状态了，他反而与谢双依也有了更多的性生活。

罗武认为：自由撰稿人让他找到了“肉体的自我”：“性派对”让他找到了“精神的自我”。

为了不让谢双依的盘问所困扰，罗武设法让妻子也参加了。这样以来，他与谢双依走到了同一条道德线上，无所谓人格的高低，也无所谓心灵的责备，大家彼此需要，互相尊重，共同经营好人生这一道难做的“盛宴”。

罗武尽量让自己不去想明天的事儿。因为，明天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说不定明天他就死了呢——比方，坐飞机失事、坐轮船翻船、或火车撞车或别的什么天灾人祸。报纸或电视上，每天都有不少人死亡，谁能保证他的名单就置于黑框之外？

既然生命是如此脆弱，他只要求好好过完每一天。哪怕这一天是在麻醉中度过的。

不是有人要吃安眠药才能睡觉吗？

罗武坦率地说：“‘性派对’就是我最好的安眠药！”

但是他又补充道：可是，这“安眠药”也不能经常吃。吃多了会伤身体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安眠药”只是在睡不好的时候吃，目的是为了睡好，是为了醒来后有更好的精神对待繁重的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对我而言，参加性派对就是为了调节生活。我觉得这样很好。不用担心任何副作用。”罗武说完这句话后，将脸转向窗外。

窗外有一棵老树，树上有一个蛛网，网里有一只小蚊，小蚊在不停地呻吟，并且挣扎……

第六章　嫉妒与冷漠屈乡楠的文件夹

罗武跟我聊天时，不停地使用手势。他的表达能力远不及他的写作能力。他常常试图表示一些新的观点，甚至带有一点学术气味，这是一些写家经常犯的毛病。

罗武自己也承认，在与女性派对时，他总是习惯于“讲”，而不善于“做”。女性朋友有时对他的“学者化”谈话颇为不满，认为他有掉书袋或炫弄学识之嫌。

不过，初次见面时，罗武给人的印象是开朗、坦率而又大方，我头一回看到他时，就一点也看不出他内心竟有一块发霉的阴影压迫他好长一段一时间。

通过谈话，我仍然感觉到，罗武有种“抑郁症”——“山女事件”给他的心灵造成的创伤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完全“拜拜”了。不，恰恰相反，它像一条蛇，在他不经意的时候，在他快要忘记的时候，在他快要沉醉于某一境界的时候，它悄悄地爬了出来，然后，在他心尖上狠狠地咬一口。咬完就走。当罗武意识到这种疼痛时，它早已消失了。

罗武积极参加“性派对”，不断地用一种“行为”来反抗另一种“行为”——而后一种“行为”不过是历史的沉积，是看不见的，这正是“抑郁”的来源。

“抑郁症”在我国都市人口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它也是一种全球化的时髦病。

有报道称，到二零二零年，“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杀手。

而在我国，“抑郁症”及自杀造成的损失之和已排在各种疾病的首位。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人群死亡的第一原因是自杀——而自杀的冲动许多时候就是来历不明的“抑郁症”引起的。我国目前每年有二十万人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占全球每年自杀者总数的五分之一。

特别是最近两年，青少年自杀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

罗武表示，他不会自杀。他也不愿承认他患了“抑郁症”。他反而觉得眼下的状态很正常，他与谢双依的感情也很稳定，双方都在“性派对”行为中点燃欲望，放纵自己，并在一个陌生人的身体上打捞曾经有过的激情。

罗武说，“我派对，我写作，我自由——活着真好啊！”

尾声：燃烧的文明“为了方便的婚姻”与“做自己的主人”

“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

一个“淫”字将“性”推到了“邪恶”之首的境地，一个“孝”字又像一个“紧箍咒”，使“性”的约束带上了双重的意蕴。

换言之，遵从了卫道士们所订立的“规约”，就是“善”的；服从他们，就是“孝”的。

否则就是不孝，就是“恶”的，就应该受到严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