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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战和法印战争。再往前数，就会有点儿含混不清了，但是希尔家族第一位当过战士的祖先，曾在1400年前后参加过爆发在苏格兰的一起小规模的战争，甚至在《切维？切斯之歌》中露了一小脸。希尔兴致高昂地引述其中的字句：“好侍从威德灵顿，就算双腿被砍断，就算心情悲痛，也要用残肢行走。”

在驾车外出的途中，只要看到了赞颂落难英雄的碑记或者铭文，希尔肯定会急刹车，停下来大声诵读碑记上的文字，他还时常会在战士公墓里满怀哀伤地做一次巡游。他反对越南战争，但是他渴望冒险，不惧危险。况且在他看来，只要战事一开，把当兵打仗的责任都交给穷苦人是不公平的。在“一知半解的理想主义思想”的挑动下，希尔放弃了已经上了两年的学业，跑去参战。“不管怎么说，我当时确实是个一知半解的学生。”希尔欢快地说。

希尔是他所在战斗小组当中唯一的大学生，其他人要么是穷苦的黑人，要么是来自乡下的白种人。在这个战斗小组全部十五人当中，有十二人战死或者负伤。希尔则在这次丛林冒险中全身而退，并且体会到了在战火之下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同时也学会了如何猎杀融入了夜色中的敌人。

更重要的是，希尔懂得了一些关于自己的道理，而那也是他非常渴望了解的。报道伊拉克战争时阵亡的美国《大西洋月报》记者迈克尔？凯利曾经说过，许多男人“一生当中竭尽全力想要求得一个答案：自己究竟有多么勇敢？战争给了这些人获取这个答案的特别机会……这个问题是你自己提出来的，只能你自己来解答，它摆在你面前，也摆在其他每个人面前。这很有趣，因为你知道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怀有这样的疑问，正如你自己怀有疑问那样。而一旦你了解了答案，你就能够终生牢记”。

凯利说的话或许是对的，并不是绝大多数男人都想要知道自己有多么勇敢，但希尔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充满了渴望。尽管他经受了这次自我考验，可还是没能在成功之后感觉安逸。事实证明身体上的勇猛只不过是个简单的事实，就像身高六英尺或者长着褐色的头发一样，而精神上的勇气——在面对反对意见时候遵从自己的良心——才是更珍贵的，也是更让人仰慕的。很显然，凯利的问题是个错误的命题。

在越南，希尔多次面临道义上的抉择。在突袭了敌人的一座营地之后，希尔和他的两位同伴发现这座营地是已经废弃的，里面只有一个受伤的老头儿，估计是为北越部队充当向导，带领他们穿越山区的山地居民。希尔的两名同伴想要开枪打死那个老头儿，但希尔插手阻止，救下了老头儿的命，最终一位上尉调来了直升机，把老头儿疏散。那两位士兵当中的一位恶狠狠地警告了希尔，下次再有战斗的时候，当心看好自己的身后。

服役期满以后，希尔离开了部队，回到了他在华盛顿特区的家。这个时期的他感到无所适从，他的头脑很冷静，却为自己在战争中看到的一切感到沮丧。对于未来，他没有任何计划。如果说是艺术救了希尔的命，应该也不算太过分吧。

“那时在国家艺术画廊，每个周日的早上都会放映肯尼思？克拉克①制作的系列专题片《文明》，”希尔回忆道，“晚上我在那里当安全警卫，但我醒得很早，我会紧紧地盯着大屏幕看，就像被催眠了一样。我喜欢那部片子，它打开了我的眼界。以前我就已经看到过很多艺术品，我的母亲曾带着我和我的姐妹们去过佛罗伦萨，去过华盛顿的国家艺术画廊，也去过伦敦的国家艺术画廊，我还去上过艺术课程，但我从来没有就艺术问题接受过系统完整的教育。

“那时的我刚刚从一年的丛林战争中摆脱出来，是艺术，让我重新融入了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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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编剧（1）

过了好些年之后，希尔才终于想到要把他对于艺术的热爱转化为一项职业。在这一过程中，希尔几乎尝试遍了各种可能的工种。离开越南以后，他先是做安全警卫，然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历史，随后他赢得了富布莱特奖学金，到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进修，接着是在贝尔法斯特做高中教师，到伦敦研究神学，后来又加入了伦敦警队。这份警察的工作最终给他提供了成为便衣警察的机会，并且是以侦破艺术品罪案为主要工作职责。

希尔是个非常不符合传统的警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英国警察看上去都还酷似从吉尔伯特和沙利文①舞台剧里走出来的人物。头上顶着高高的头盔，胸前挂着一只大约一英寸长的铜哨子。一位来自诺福克郡的须发斑白的老警察——脾气、秉性就跟佛蒙特州的农夫差不多——到现在还无法释怀最初与希尔共事的糟糕情形。“试想一下，一个大块头，戴着足有乌龟壳那么厚的眼镜片，卷曲的长头发一直留到了这儿，还随着他的步伐晃来晃去，”他冲着自己的肩膀比划了一下，扑地吐出一口气，模仿希尔左右摇摆着走了两步，“他还老是谈论中世纪的历史，用他那带着不知道是美国，还是加拿大或者英国腔调的英语，满头的乱发就像在脑袋上扣了个煤斗。查理？希尔就是这副德行。”

希尔有一大堆忠实的朋友，散布在大西洋的两岸，他们同样注意到了希尔身上的这些怪癖，但并不认为这是什么要紧的缺点。在这些朋友中间，一直争论个不休的话题是，查理？希尔究竟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办法，把他身上的自相矛盾之处转化成优势，他们甚至担心，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会不会最终造成希尔人格分裂。“我们一直都很担心他，怕他无法控制住内心的矛盾，”一位打十六岁起就与他交情甚笃的朋友说，“他想要做一名牧师，但同时他又时刻准备着冲上去打人、冲人开枪甚至杀人。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双重人格，而是多重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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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如何想个计策把《呐喊》成功地找回来已经变成了希尔的分内之事。但是在采取实际行动之前，艺术小分队的探员们还必须说服他们的上司，并让上司们相信苏格兰场介入这起案子是非常值得的。不言而喻，这次的案子对希尔来说是一次挑战，他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还有什么样的案子能够比把《呐喊》这样一件崇高的人类艺术品拯救出罪犯们愚蠢而粗鲁的魔掌更有价值呢？那些厚脸皮的官僚们肯定会抱怨说缺乏经费，但那并非问题的实质；真正的问题是，那些身居高位的笨蛋们自己花钱如流水。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希尔与苏格兰场里的长官们互相不对眼，而这种情况越发让希尔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在希尔的身上有一股子本应属于青春期孩子们的冲动，这使得他敢于顶撞任何一位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完全不管自己的职业生涯是否因此会受到影响。

爱伦？坡曾经写过一篇小故事，叫做《乘张的小淘气》　　（另一种译名为《心理障碍》），讲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强迫性的冲动，明知道什么做法是最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但偏偏就是要对着干。当领导表示友好时，我们却翻白眼；应该发表赞扬的时候，我们却在窃笑；而撒个并无恶意的小谎就可以简单地把事情应付过去，让所有人皆大欢喜的时候，我们会不假思索地说出真相。“在某种情形之下，”爱伦？坡写道，“这种想###变得完全不可克制。”这种乘张的淘气举措在查理？希尔的身上持续发作，就如同有个淘气的小鬼一直寄宿在希尔的肩膀上。

7　编剧（2）

在所有的问题当中，官僚主义作风是最让希尔出离愤怒的。用希尔的话说，很多领导都是“怨天尤人、办事拖拉的蠢才”，他们唯一的乐趣就是到处添乱，碍手碍脚。他们打心眼儿里希望撇开《呐喊》的案子，让别人为这事儿忙活去吧。

重任落在了约翰？巴特勒的肩上，作为艺术小分队的主管，由他来向上级兜售这项任务。他会真诚地跟上级争辩说，艺术犯罪越来越具备国际化的特征，因此更加需要跨国合作加以打击，但即便如此，想要说服上级领导同意介入此案还是有很大难度的。如果与罪案相关的一系列国家中牵扯到了英国，说服领导的工作就会变得容易许多。“巴特勒必须要做的，”艺术小分队探员迪克？埃利斯说，“就是说服伦敦大都会警方的高层官员，让他们同意花费人财物力去调查某件案子，目的是帮助别人寻回财物，”说到这里，埃利斯提高了嗓音，他的语气里既有几分赞许，也带有几分怀疑，仿佛一位体育评论员正在描述花样滑冰选手刚刚完成的三周跳，“即使这件事过去、现在、将来跟伦敦都没有任何关系。”

经过过去这些年的实践，艺术小分队的主管们——这个职位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由男性担任——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没必要向他们的上司透露太多的案件细节，免得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我们习惯于告诉他们某些既成事实。”埃利斯说，在1989年到1999年间，他曾经主持艺术小分队的工作。“通常情况下，在我们已经下定决心要进行调查，并且已经为追查案犯开过几次会之后，我们才会向领导请示。基本上我们都是按照这样的流程着手处理案子的。然后呢，既然我们已经动手操办，领导们也就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