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组的制片主任是熟脸儿,叫杜若堂,圈内人喊他老杜,油滑得捉不住,惯会捧高踩低看脸色行事的,见应隐遭了这么大罪,隔着两里地就开始叫唤:“应老师应老师我的应老师,哎哟,按说走公路也就仨小时的事,谁也没料着塌方啊——打喷嚏了?毛巾呢?怎么没人给应老师送热毛巾?我带您去房间门,您扶着点我……”
应隐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白色球鞋刚一下地就是一脚泥。
“这里还下雨?不是缺水吗?”俊仪跟在后面问。
“是啊,”老杜连俊仪的话也垫着,“可不是吗?我们向导也说少见。”
这是个不大不小的景区,也是个自然村落,平时基本没人来,只在春天开梨花时,有一些远道而来的客人。片场就在村子里,剧组则住在村外唯一一间门景区酒店中。这种条件下也别挑什么五不五星单不单间门了,所有人一视同仁全住标间门,工人师傅们有些就干脆到村民屋子里借宿了。
老杜把住宿条件一板一眼地通报解释了一遍,宽慰道:“还是有好处的,热水快,有电热毯,毛毯管够,您还好就拍几天,将就将就。”
哪知这个“几天”就变成了一周,又从一周茫茫然地无限期了下去——
因为天它老是不晴,太阳它老是不出。整天阴着,对于需要自然光的户外戏份来说,无疑是灾难。
b组的摄影风格是钉死了的,唯其光影流淌岁月静好,才更能衬托血色牺牲的残酷无常。一个革命者,她死的那天也许天是蓝的,风是暖的,鸟是叫的,芦苇荡芦絮纷飞,自然界的一切都很美好,但她就是死了,与美好的一切作别。
这是栗山一贯的死亡美学,虽然他只担任总监制,但他的风格显然强烈地影响着整部片子。因此,除了等太阳,b组也着实是没别的办法了。
分管这边的制片人天天半夜爬起来看星象,就差自己跪地上起一卦了。有时候难得晴一个小时,整个剧组人仰马翻,吭哧叮哐一顿凶猛操作,还没来得及调好光,乌云便又来了。
应隐那晚上就受了风寒,头几天感冒昏沉,后面几天别的症状倒是没了,但一睡觉就咳嗽,直咳得胸腔疼。
睡不好,第二天仍得早起化妆,然后在对太阳光的漫长等待中昏昏欲睡。
商邵每天例行问她拍摄顺利与否,应隐不想让他多担心,总说“顺利”,“顺利”得超期了六天后,瞒不过去了,老实交代:“一直在等太阳……”
“等太阳?”
“嗯,没太阳光,就没有导演要的感觉。”应隐坐在小马扎上,答着答着,想咳嗽了,便找个借口说导演找,匆忙之间门挂断电话后,撕心裂肺咳嗽起来。
俊仪一边拍着她的背,一边把一旁沏的八宝茶递给她润喉。她细心,沏茶时将芝麻挑了,多放了几片苹果干进去。
“我借了厨房,给你炖了冰糖梨。这么咳下去不行。”
“这么……拍下去……咳咳……也不行!”俊仪拍得很用力,应隐只觉得肺快给她拍出来了,“好痛咳咳咳!……别、别拍了!”
程俊仪赶紧收了手:“你是不是都把药偷偷扔了?”她凝着眉头。一天三顿按剂量喂的,偏就是不见效。
“我吃饱了撑的……”应隐咳得脸色煞白。
原地待命的剧组和对手戏演员们都很关心她,但关心了这么些天,话都讲干
了,再听到,都是见怪不怪的劲儿。
“我问一问阿姨,有没有好的食补方子。”俊仪说。
“别。”应隐按下她手。
进度搁浅到第七天,总制片人、栗山以及从香港来探班的出品方之一一起到了现场。
应隐虽然早猜到到那个刘宗是出品方之一,但看到他出现时,心里还是咯噔一声,总觉得病情都更不愉快地起来——
因为跟在刘宗身后的,还有于莎莎。
或者说,上次在宋时璋公司见到的那批人里,这次只有于莎莎被获准跟在他身侧。
主演病了,又超时了这么多天,理应首先被关怀。总制片给带了药,嘘寒问暖一阵子,话都让制片主任老杜给代为答了。
“怎么一直没安排应老师去省会医院看一看呢?”总制片问。
塌方公路早就抢修好了,畅通过去不过一百多公里。老杜支吾着答不出,应隐主动说:“每天就那么点出太阳的时间门,走了就耽搁进度了。我还行,白天不咳,只有晚上睡觉咳。”
栗山拍拍她肩膀:“你不要太敬业。”
几人去研究拍摄进度,跟天耗下去耗不赢,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改一改戏。
“又见面了。”于莎莎在应隐面前站定,自自然然地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