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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对“鬼中三杰”咒骂得比《荆生》更粗鲁，说“田桓二目如猫头鹰，长喙如狗；秦二世似欧西之种，深目而高鼻”，极尽丑化之能事。文末旋即请出能啖食月亮的“罗跟罗阿修罗王”直扑白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邱，臭不可近”。

林纾在小说之首说：“夫吉莫吉于人人皆知伦常，凶莫凶于士大夫甘为禽兽。此《妖梦》之所以作也。”

今天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件当时引起轰动的文化旧事。看得出，林纾的确是被气疯了，笔下文字除了泄愤毫无可观。他竭力维护的是“伦常”，如果像开始一样，举例说他翻译了那么多西方小说，也从未在洋书中看见有哪个外国人反对仁义礼智信，就会让以西方文化为资源的新派人物不好辩驳；像如今这样恶毒咒骂，反而苍白无力，只让自己出了洋相。

这两篇小说是林纾通过当时的北大学生、自己早年在五城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张厚载在上海发表的。因攻击、丑化的是北大校长、教务长和教授，发表后在北大立即激起公愤。张厚载距毕业只有几个月，但舆论哗然中，被北大以“在沪通讯，损坏校誉”之名开除了学籍。

北大这个举动不够大气，文化论争不应有现实中的借权力报复；何况林纾被拖入论战，本就是北大中人蓄意而为。林纾开展人身攻击和侮辱，也不应将为其送稿发表的一个学生处理得这么重。可见，代表了时代文化潮流的新派阵营，在现实中同样轻车熟路地走了传统权势争斗途径。

林纾大大连累了学生，十分愧疚；又觉得辱骂也不是君子之道，平静下来后，写信给各报馆，公开承认自己骂人的错误，向蔡元培等人道歉。

六十八岁的文化名宿在报上公开致歉，这也反映了林纾明是非、重公理的品德。

不长时间内，新文化运动取得了极大进展，白话文获得了正宗地位。胡适、周作人等人的新文学理论展示了白话文学的前景，鲁迅等人的白话文学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文，教科书正式采用白话文。

林纾惨败了，“顽固守旧派”成了他的脸谱，“反对白话文”成了文化史上的笑谈。那个激进时代没有时间去探究林纾观点中的合理部分，要的就是变革，反对变革的，甚至倾向温和改良的，都会被胜利者称为“小丑”。

林纾被称为“小丑”，已令我们感到不忍。他学问精深，思想不算很守旧，私人品德也极好（这不也是旧文化培养的吗？），他成了“守旧派代表”，至少有一半是新文化阵营谋略成功的结果。

尤其不公的是：林纾其实并不反对白话文！

他不但不反对白话文，还是最早用白话写作的人之一！

1897年，林纾诗集《闽中新乐府》出版，书中收有童谣体白话诗三十二首，比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的胡适《尝试集》早了二十三年，是近代以来最早的一批白话诗！

最早写白话诗的人被激进时代塑造成了“反对白话文”的守旧“小丑”，这个事实是令人吃惊的。

林纾在新文化运动中与新派人物的分歧，其实不在于要文言还是要白话，而是在要白话的同时还要不要文言——他愿意要白话，可新文化阵营却坚决不要文言。

林纾实在想不通，在提倡白话文的同时，为什么一定要把文言斩尽杀绝？难道新文学的兴起，就意味着传统文学一文不值？

在新派人物把文言文讨伐得体无完肤的咄咄逼人姿态前，林纾愤怒了，他本能地捍卫起自己钻研一生、从中得到无尽滋养和享受的文言文。同时，他不是普通的受过传统濡染的文人，他是当时著名的古文大家，古文造诣是他的生命价值所在，对古文的全面否定就是对他整个生命价值的全面否定，从个人自尊和安身立命的根基来说，他也容不得文言被弃之如敝履！

说到底，不反对白话文、并身体力行写过白话诗的林纾挺身而出做了传统文化的代表，站到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其实就是被新派人物激进的态度逼到对立面上去的！

林纾没有意识到，全面否定文言文只是新派人物的一种策略：矫枉必须过正。传统文化绵延太久，根基太深，要予以革新，就必须把它的弊病强调到极端，让人触目惊心，这样才能为新文学的发展扫清道路。

激进派的观点和态度，推动了白话文兴起的时代大潮，他们的贡献是巨大的。可是，对传统文学的评价，“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样的言论何尝又公允？这不是人身攻击辱骂是什么？跟《荆生》、《妖梦》有什么区别？林纾为自己骂人道歉，可新文化阵营里有谁为骂人“妖孽”、“谬种”道歉过？

悲剧人物林纾，以他一生的才学和品行，实在不该要么是不懂外文却成了大翻译家的“传奇”，要么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

全面胜利的新文化阵营在那个激进时代逐渐过去后，对自己的思想观点开始理性的反思，对传统阵营立场、观念中值得重视的部分也开始了认真的研究。而对林纾这个具体的人，在1924年10月9日林纾逝世后，他当年的敌人们一一表露了在心里对他的尊敬。

郑振铎在林纾逝世一月之后，便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文《林琴南先生》，他不仅从人格上称赞林纾是“热烈的爱国者”、“一个很清介的人”，而且对林纾的白话诗《闽中新乐府》、林的小说创作和翻译均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郑振铎此举明显地是想矫正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对林纾的“不很公允”的批评。

1925年3月，刘半农在《语丝》上发表《自巴黎致启明的信》，信中提及林纾，说“后悔当初之过于唐突前辈了”。

新文化运动的“带头大哥”胡适，于1926年在《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中说：“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

遗憾的是，这些尊敬和赞美来得太晚、太无力了。他们认识到林纾在历史上的形象和评价是不公正的，但林纾已被他们的“策略”和时代的激进塑造成了“小丑”，牢牢刻在人们的印象中，再想改动这一页，该有多么困难。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多少人寄予深挚期望的“汗青”，本身竟如此暧昧不清。

对爱因斯坦和对冯省三：蔡元培的厚道与不厚道（1）

要问谁是对民国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人，我想应该是浙江绍兴人蔡元培。如果说孙中山是民国之父，那蔡元培就是中国现代大学之父。

1917年到1923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任期间，他把这座高校办成了“包罗百家，囊括大典”、拥有全国最前沿智慧、集中全国最精华学生、对整个国家都起了巨大引领作用的中国第一学府。＇奇。书＇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五四运动这两件永彪民族史册的大事，都策源于北大，以北大为主力，这是中外大学罕有的骄傲。

蔡元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