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非出我的私心,黄大人你也是江西人,你也会从中受益。”
方孝孺坚持要改革,“历朝历代,只有出身原籍不能回老家当父母官的规矩,唯我大明朝禁止籍贯是江南的官员在户部为官;历朝历代,无论在哪里,率土之滨,王土之内,大家都交着同样的赋税,唯有大明朝的江南重赋,这不公平,不公平的事情就应该改变,如今正是改变的大好良机。”
从道理来讲,方孝孺的改革主张没毛病,是拨乱反正、消除歧视、是政治正确,但是正确的东西,未必就是对的。
黄子澄的想法相反,“没错,我是江西人,如果要减税和消除户部对江南籍官员的限制,对我有利,我也能少交税。但是方大人不要忘记了,人皆有私心,如今朝廷官员大多靠科举取仕了,南方人历来就善于考试,人数远远高于北方人,朝廷官员大多是南人,唯有户部因高祖皇帝的制衡之策,都是来自北方的官员,一枝独秀,现在要插进去南方官,岂不是人为制造矛盾,让官员们互相
扯皮?让北方官员和皇上离心?方大人,吃到嘴里的,让人家吐出来,谁会心甘情愿?”
“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江南土地富饶,百姓富裕,高额的田税他们交得起,且都交了三十五年。北方、西南、西北的税赋加起来都不如江南一块地方。名义上是只削江南不公平的田税,实际上会让国家税收至少减少五分之一,现在又在打仗,这其中的亏空谁平?军队要粮草,官员要发俸禄,都要依赖税收,所以这种亏空,户部必然会用全国都加新赋税的方法,来弥补削减的江南重赋。也就是说,江南的亏空,要其余地区的百姓来补,这是变相的加赋。这不是逼着三地百姓投向反贼燕王阵营吗?”
通俗一点讲,就是一家有四个儿子,老大江南最有钱,交的家用最多,其余三个儿子穷,交的家用少。突然,父母说老大太委屈了,你和三个穷弟弟以后每个月都交一样的家用吧。
本来是把以前不公平变成公平的好事,但人世间的事情,不是加加减减就能说得清楚。
家用减少了,但是家里生活品质不能下降,为了保持原来的生活质量,父母就必须把家用公平的分摊到每一个儿子身上。
老大当然高兴了,求之不得,反正他最后还是少交钱,但是三个穷弟弟本来就穷,交了之后更穷,而且以前穷的心安理得,谁叫江南大哥命好,拥有最富庶的土地呢,可是现在穷都穷得酸水直冒,都怨父母偏心,不把穷儿子当儿子看。
是父母偏心吗?不是。父母这样做简直不要太公平,太正确,但是从人性、人情和现实上讲,父母的绝对公平,是一种变相的偏心,三个穷儿子必定会与父母离心。
黄子澄说得唾沫横飞,句句有道理,建文帝听了进去,频频点头。
但是方孝孺依然镇定自若,努力把建文帝拉进自己的主意:“改革,永远不能满足所有人的利益,面面俱到,只要是满足大部分人的利益,就是正确的改革。正因朝廷官员大多数都来出自江南,所以我才提出裁去户部禁止江南籍官员任职的门槛,如此一来,就能得到大部分官员的拥护。”
“还有削减江南重赋,主要是几乎高于其他地区三倍的田税,江南是赋税重地,田税却不是重头戏,靠着商税,盐税等支撑,稍微调整一下,不会像黄大人说的那么夸张,其他地区立马要通过加税来弥补江南田税的亏空。而且,现在云南那边安稳,新移民在那里安居乐业,开垦田地,每年的税收总数目都在增加,黄大人,我们要乐观一点,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啊。”
“更何况,京城就在江南,皇上削减江南的税收,必定会赢得江南人民的支持,皇上树立威信,得民心,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
黄子澄听罢,气得跳脚,“在科举制度以前,都是举孝廉或者贵族世袭当官,所谓上品无寒士,下品无贵族,等级森严,穷人家的孩子想要当官,难于登天,需要巴结贵族,得到举荐,贵族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官,当时推行科举取仕,不也照样削去了大部分官员的利益吗?为何隋唐冒着政治动荡的危险也要强行推行科举取仕?不就是为了打破贵族垄断,能者居之吗?”
“方大人只顾着南人官员的前途,所谓满足大部分官员的利益,和当年维护贵族世袭的官员不是一样的吗?南人北人都是大明的百姓,都有机会当官,莫要有门第户籍的成见,洪武三十年科举南北榜案,新科状元惨遭车裂之刑,这才过去了三年,方大人就忘记了吗?”
洪武三十年进士科,经过会试殿试两轮角逐,最后上榜的五十一名进士,全都是南人,一个北方人都没有。
来参加考试的北方举人不服气,大闹京城,称为金榜题名为南榜,说考官徇私枉法,欺负北方人,历朝历代的科举考试,怎么可能只有南人上榜?
且不说别的省市,就连自古以来的北方的公务员考试大户山东、孔子故里都没有一人上榜,这不科学。
当时高祖皇帝只有不到一年的生命了,晚年的他本来就多疑,对这个结果十分怀疑,觉得这届考官不行,一定故意提携南人,打压北人,这个对国家的政治稳定不利,长久下去,官官相护,同乡同党互相抱团,有才能者不得志,必然会引起政治危机。
高祖皇帝一看考官名单,也全都是南人,更加怀疑,但是科举结果已经出来了,不可能再考一次,科举不是儿戏,否则朝廷威信全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