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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出身于鲁西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和母亲谈恋爱时仅仅是28军83师政治部一名正营职干部干事。身份、地位、资历都无法和母亲拒绝过的那些军官相比。以至几十年之后，父亲的老战友们还开玩笑地对我说：“谁也不会想到你母亲当时会看中你父亲这个穷小子。”

但母亲就是这么匪夷所思地看中了父亲这个职务不高的穷小子。

在婚姻问题上异常挑剔的母亲究竟从父亲身上发现了什么值得她信赖乃至托付终生的闪光品质呢？

许多年来，我曾经利用各种机会多次向父亲的老战友们寻问过父亲年青时期的基本形象。

有的说父亲是个热心肠，因为小时候读过几年书，所以每当行军打仗的间隙，别人都乘机抓紧时间打个盹，唯有他顾不上休息；总是忙着替战友写家书。有的说父亲能言善辩，最适合做政治思想工作，谁要是心里有了疙瘩，思想有了情绪；经他一点拔，马上就会豁然开朗，云开雾散。也有的说父亲一向不修边幅；帽沿总是耷拉着，同样的军装穿在别人身上整整齐齐，威武雄壮，穿在他的身上却邹邹巴巴，怎么看也不象是主力部队出来的。还有的说父亲虽然个子不高，却是典型的山东人性格，轻财重义，乐于助人，爱打抱不平，尤其能为朋友两胁插刀。更有人说父亲胆大心细，办事谨慎，能打硬战；善打巧战；虽然身经百战，总能死里逃生；化险为夷。甚至有的说父亲从连队到机关一直都是首长身边的“红人”，同期入伍的战友中提拔的最快，若不是人到中年便身患重病，早早离休，前途不可限量。

父亲的这些老战友们都是工农出身的军事干部，大字不识几个，说话从不拐弯，虽然这些评价听起来有些语无伦次，逻辑混乱，但只要慢慢加以梳理，不难构画出他们心目中父亲的形象，那就是：作战勇敢，胆大心细，聪慧过人，仗义豪爽。

这就是半个世纪前我父亲给他的战友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从中也不难悟出母亲的择夫标准和审美追求。

战争年代部队不乏能打硬战的军事指挥员，急需的是能做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政治工作者，所以组织上人尽其材，让父亲担任了政治委员，离休之后，他一下子失去了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便经常对着四个儿子大摆龙门阵，痛说革命家史，怎奈我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对此毫无兴趣，只有我或许是学习历史专业的缘故，对他那些遥远的充满火药味道的军旅生涯感到其妙无穷，这使父亲大有遇到知音的亲切。

找一个对象倾述金戈铁马的辉煌岁月，已经成为父亲离休之后尤其是晚几年的精神寄托。于是；无论是冬日的黄昏，我们依偎在火炉旁，任窗外雪花飘飘；还是夏日的月夜，我们闲坐在树荫下，听耳边凉风习习，总要沏一壶清茶，侃半天大山，我无数次地听着我父亲讲那过去的事情。夏归秋至，冬去春来，我从小听到大，一直听到父亲临终前。

我敢说，除了母亲，这世界上没有比我更了解父亲的精神世界和心灵感受。所以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讲，只有我能说得清楚母亲究竟看中了父亲什么。

父亲一生中有过许多次绝处逢生的经历，而每一段故事都极具传奇色彩。

父亲3岁那年的夏天，左眼皮上长了个小米粒大的疥子，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爷爷的注意，穷人家的孩子整天泥里水里脏兮兮的，长疮流脓是常有的事。

有天午后，天热的出奇，父亲光着脊梁蹲在茅坑里拉屎，就觉得眼着成千上万的绿豆蝇嗡嗡乱叫，不时碰撞叮咬着眼皮上的疥子，便随手一挠，不经意间抓破了疥尖。没成想，过了几天那疥子受了感染，越长越大，不住地流尚脓水。爷爷这才慌了神，抓了三副草药给我父亲煎服，不但不见轻，反而愈加严重，半月后，疥子已长到桃子般大，左眼挤成一条缝，什么也看不见。

到了秋高气爽的时候，有一天父亲突然开始高烧不退，神志不清，水米不进，奄奄一息。爷爷请来个乡野郎中号了半天脉，最后叹气道：“这孩子火气太旺，中毒太深，恐怕过不了今夜了。”

这天傍晚，爷爷闷着头，不声不响钉了个一托长的木匣子，单等我父亲咽了气，速速埋掉。

半夜时分，守候在父亲身边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的奶奶实在困得不行，靠在炕角上打起盹来。这时一只狐狸般大的野猫从半掩的窗户外轻盈地跳到炕上，这只狸猫本来只是夜里出来毫无目的的四处觅食，路过我家屋檐时闻到了屋内散发出的浓血臭腥味，这强烈地刺激了它的食欲。没等奶奶睁开眼睛，这只饿猫便锁定了目标，猛扑上前，冲着父亲脸上的脓包一口咬去，顿时满脸浓血四溅，露出白花花的骨头，在朦胧的月光映照下格外恐怖，父亲惨叫一声，顿时昏死过去。

爷爷本以为这下父亲更是必死无疑，没曾想，天亮时父亲突然哼了一下，轻轻叫了声：“娘哟，俺饿了。”一口气接连喝了三大碗玉米馇子粥。到了第三天，父亲拍拍屁股若无其事地从炕上爬起来，自个儿到场院里玩耍去了，喜得奶奶冲着观音菩萨画像直磕头。原来那狸猫下口又准又狠，不但咬去了脓包，而且拔掉了毒根，父亲命不该绝，竟然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我后来仔细观察过父亲的左眼，果然隐约有一个铜钱大的疤。这使我想起小时候父亲训斥我们时常用的口头禅：“你爸爸从小就是疤瘌眼，鼻淋淋，吃啦啦，要长相没长相，要个头没个头，要不是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哪有你们的今天。”于是恍然大悟，方知“疤瘌眼”一说并非无端自贱，而是语出有因。

1939年，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能源物资愈发紧缺，于是，开始在华北地区大肆抓捕劳工，押送到日本国去挖煤。

这一天，保长来到爷爷家通知，三日之内父亲兄弟3人必须出一个劳工，逾期不去，日本人就要满门抄斩。

爷爷当然知道，保长此言并非唬人，豺狼一般的小日本说的出做的出，但如果真把儿子送去了日本国，肯定就是有去无回，死路一条，再无相见之日。手心手背都是肉，哪个儿子去送死也舍不得呀。因此，自从接到派单，爷爷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日蹲在墙旮旯里吧嗒吧嗒抽旱烟。

到了第三天傍晚，爷爷仍然没有拿定主意，这时候父亲走过去说：“爹，俺大哥刚成亲，是家里的顶梁柱，走了家里就塌了半边天。俺二哥炮筒子脾气，见了鬼子就红眼，那还有个好？数俺年龄小，在家也不顶什么事，就让俺出去闯荡闯荡吧。”

一番话说得爷爷老泪横流，虽说舍不得小儿子去冒风险；但左思右想又觉得平日里兄弟三人就数我父亲心眼活，点子多，此一去兴许还能有个活路。

父亲临行时，冲着爷爷奶奶连磕了三个响头，喊了声：“爹，娘，请恕儿子不能尽孝了。”便被鬼子押上了开往东北的闷罐列车。

那一年，父亲只有16岁，个头不足一米六，体重不过一百斤；怎么看也是个孩子。

火车开到山海关，几百名劳工通通被赶下车体检。接收的日本军曹一看父亲又瘦又小不符合要求，十分恼火，不由分说，用皮鞭批头盖脸抽打一顿，退了回来。日本国总算没让去，但也不准回老家。所有体检不合格的老弱病残又一起押上了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