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看了看办公室门前那个“总经理室”的标牌,脸上露出了浓浓的笑意。
建筑公司终于改制成功了,他这些年来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王贵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读是省内的一所普通大学,所以并没有去大城市的机会,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青河市建筑公司。
当时是八十年代初,在青河这种小地方,大学生的含金量是相当之高的,王贵刚参加工作,起步就是中层领导。几年后,刚刚满三十岁的王贵,便进入到了建筑公司的领导班子,前途可谓是无可限量。
到了八十年代末,国内的建筑企业也开始出现了经理责任制,王贵抓住了时代的机遇,做成了好几个大项目,很快就爬到了建筑公司二把手的位置。
接下来的国企改革浪潮当中,建筑公司也开始进行企业改制。
建筑公司原本是建设局下属企业,建筑公司的一把手本身也是建设局的一位副职。
而在建筑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那位一把手显然不愿意放弃建设局副职的身份,所以便辞去了建筑公司一把手的职位,安心回去当领导了。
所以改制后的青河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职位,就落在王贵的头上。
王贵虽然如愿以偿的成为了青河建设公司的总经理,但是他也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可沉重的很,青河建设公司未来的道路,也充满了荆棘。
进入到九十年代以后,国内虽然大搞基建,但是真正蓬勃发展的,都是央企或者高官的建筑公司,一般地市级和县区级的建筑公司,日子却并不好过。
也有很多地方的国营建筑公司,倒闭或者被兼并。
看看未来国内建筑企业的五百强排行榜,中建、中铁建和中交建这三大“中字头”麾下的公司,就占据了一大半,余下的大部分是高官的工程企业,民营建筑企业则是屈指可数。
地级和县级的国营建筑公司,在规模、设计、施工规划、施工能力上,都远不如三大“中字头”央企,最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落败,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至于民营建筑公司,在九十年代基本是以施工队的形式存在,只能接一些简单的外包工程,像样一点的的大工程,都落不到民营建筑公司的头上。
根本原因是,建筑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从事建筑行业的企业需要有一大堆的资质。
修路要有修路的资质,造桥要有造桥的资质,盖楼要求盖楼的资质,公路、铁路、港口、矿山、水电工程、通信工程等等,全都要有相应的资质。
可以说小到挖地基,大到造核电站,没有相关资质,企业就揽不到工程。
所以最终成为建筑企业五百强的,都是三大“中字头”央企的下属企业,正是因为三大“中字头”央企拥有建筑行业里的所有资质,在那个大力发展基建的年代,他们可以垄断大部分的工程,自然能够顺利的发展壮大。
而在当时,民营企业才刚刚开始发展,民营的建筑公司的技术和规模,根本就不可能弄到复杂建筑资质,也就没有办法去做大工程,企业就得不到发展。
原来的青河市建筑公司,作为国有企业,是有一些建筑资质的,虽然建不了核电站,但像是一般的高楼、普通的道路、市政工程、普通港口这样基本的基础建设工程,还是可以承接的。
改制成为青河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后,这些建筑资质依旧存在,这也是青河建设公司最大的一笔财富。
有了这些建筑资质,青河建设公司就可以去几个接大工程。至少在青河市,没有建筑企业能与之竞争,建设公司完全处于垄断地位。
在1996年,来自于三大“中字头”央企竞争压力还不是很大。
这时候中央企业管理委员会还没有成立,中建和中交建还带有部分行政属性,而中铁建也依旧属于铁道部管理。
所以在经营灵活性方面,地方上的建筑公司还是更胜一筹的,或者说这时候的地方建筑公司,还能有口饭吃。
等几年后,三大“中字头”央企进行了改革,地方建筑公司的苦日子就到来了。
比如中铁建,脱离了铁道部之后,一下子就分出了十几个工程局,各自成立公司。
后来工程局单独变成一个集团,工程局下属的施工单位又再次拆分出来,单独成立公司,于是便出现了中铁xx局集团第xx工程有限公司这样的单位。
一个中铁建,轻轻松松的搞出了二三百家下属企业,然后拉出去打群架,地方上那些没有规模的建筑公司哪里能吃得消,只能缴枪投降。
这些参与打群架的企业,打着打着就打成了建筑企业五百强,变成了一个个庞然大物,其他企业就更没法与之竞争。
所以王贵需要在群狼到来之前,利用自己在青河市的垄断地位,快速的将企业发展壮大。
“市人民医院要盖一栋新的大楼,会成为全市新的地标建筑;市气象局也要搬迁到山上,到时候也会重新建设新的气象大厦;另外市电视台也要建一栋高楼,还要搞什么卫星接收器;建国路的拓宽工程,也是明年全市的重点市政工程……“
王贵摆着手指头算了算,发觉接下来能接到的工程还真不少。如果能把这些工程都吃下来的话,那么青河建设公司至少能成长为地方上的土霸王。
正当王贵在思考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时候,他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王贵拿起手机,听筒里响起了丁友亮的声音:“王总,恭喜啊!建筑公司改制成功,今后你们青河建设,可要大展宏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