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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2页)

陈景仁案发生后,政闻社开始有了解散组织的主张,梁启超等人商讨补救之法,最终却遭到失败,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随着清廷上谕的颁布,政闻社结束了他短暂的生命,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申报》刊载查禁政闻社原因说:

七月十七日上谕查禁政闻社,严拿社伙,闻其原因系陈景仁等斥革于式枚一电,某邸颇滋不悦,随分电各省调查该社内容。数日前已得某省电复,有立社处所甚多,社伙甚众,且有要犯混迹其中,故当日召见时面奏情形,随下严行禁止,饬属拿办之渝。

清廷的严厉打击使得政闻社的生存空间愈来愈狭小,社员中主张解散政闻社的火苗呈愈燃勃发而势。梁启超不得不采用妥协措施,“拟解散之公告”,以“形式上之解散”加固“精神上之结合”,为立宪运动保存实力,以图后展。

政闻社被迫解散后,梁启超隐居于“双涛园”,与海涛共舞,向松涛倾诉,压力、委屈一股脑地侵袭过来。海浪带来了清新,松林吸收了苦闷,在美景中游荡,在西书中翱翔。梁启超苦苦思索,经济窘困成为事业发展的瓶颈。清廷阻力令人压抑,当看到“政府压抑舆论”为各国宪政萌芽时代的共同特点时,似乎海水运走了烦恼,松柏洗刷了雾气,梁启超顿时精神一震,得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他决定在逆流高涨时,埋头著作,在理论上进一步作好准备,养晦以待时。

此时,梁启超早已同王桂荃结为百年之好,到  1908年,梁启超已有三儿二女,家庭日益贫困,仅靠写作稿费实难以支持,不得不依靠友人救济。他在给仲弟梁启勋的书信中说自己“与觉顿在此忍饥相对”,“以从事于著述以疗饥”。

读古人之书,觅哲思之理,颇有所得,邀望窗外白云,思绪游弋,怡然自得。思索之余,梁启超深感自己“泛滥涉猎,无一专精”,故决心“尽除好博之病”,专攻几科。其时梁启超生活贫苦。事业不尽人意,梁启超认识到经济的重要,深刻地感到拿破伦“金钱决定战争”理念的正确。决定专攻法学与生计学,以适应自己追求民重法治及时势的需要。随后梁启超整理所学之得,著写了一系列财政经济论文,如《时政原理》、《论各国干涉中国生计之危机》、《论国民宜亟求财政常识》、《外债评议》等等,逐渐成长为中国财政界的“理财专家”、“扶大厦将倾之栋梁”。

虽然梁启超等解散政闻社,立宪活动开始陷入低谷,但来势汹汹的群众运动和起义运动也推动了预备立宪的进程。在政闻社被查封的两周后即8月27日,宪政编查馆资政王大臣奕歆、傅伦等进呈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及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随后奏谕颁发《钦定宪法大纲》。依限举办,限九年筹备完成。《钦定宪法大纲》初步确立了三权分立的体制,规定臣民在法律范围内的各种权利。这是一个二元制君主立宪政体方案,随后,《谘议局章程》、《议员选举章程》公布,规定在其后的两年内设立谘议局、咨政院。立宪派取得了初步胜利,特别是清政府颁布的立宪方案基本上都是梁启超立宪思想的翻版,宪政编查馆“重大文牍,大率秘密辗转,请求梁先生代筹代疱”。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不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于11月14日、15日崩逝。帝后崩,依遗诏3岁的溥仪继位,其生父醇亲王载沣得以成为监国摄政王,清廷中央发生了重大人事变更。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始了积极倒袁之事,列举袁世凯罪状,上书摄政王,一系列活动将袁世凯逼上了悬崖。最后袁世凯在庆亲王奕歆的庇护下,才得以免官回乡,保全了性命。

慈禧太后的死去,袁世凯的罢黜,自然让梁启超振奋不已。他的灵魂开始重新跳跃,伺机重登政治舞台。此时,社会的震荡以载沣的上台告一段落,各派都在静观时局或者酝酿更大的行动。1909年成为清末社会异常平静的一年。由于对摄政王载沣抱有幻想,梁启超一改以前的激进作风,提出了先行地方自治,后再开国会的缓进方案。他对载沣的上台鼓掌称颂,歌他“举止谦逊”,“深沉而有远略”。

后来梁启超又上书《上摄政王书》,长达万言,讨论国内时局,提出一些符合实际的施政方略,建议力抓“理财政”,“改官制”,“厉人才”三件大事。他表示朝廷主张先开地方谘议局,后开国会的顺序是正确的。“中国之病,不在宪法之未颁,不在国会之未开,而在人才之委靡,人心之破坏。”希望朝廷能采取措施,提高民众自治能力,以日尔曼俾斯麦之“铁碗政策”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实行民主开明政策。

醇亲王载沣摄政后,清廷党禁之议提上日程。梁启超自认为“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国听我,亦无能为矣。”希望朝廷能够解除党禁,以一展雄图。同时,许多立宪派人士认为,康梁能够回国,中国必能再生希望,重振雄风。随即,潘若海、麦梦华、杨度等在朝廷上下活动,以求开放党禁,解除康梁身上禁锢。杨度更是以死相谏,“倘启超被赦之后,或有不利于国之行为,惟乞皇上诛臣”。若是载沣能够解除党禁,中国时局必能向着和平稳定发展,可是由于奕歆等权臣的阻扰,梁启超的一腔热情硬生生地浇上了一桶冷水,这成为以后思想趋于激进,接二连三发动国会请愿运动的原因之一。

党禁运动,只使清廷开复已故翁常熟,陈宝箴原官了事,“六君子”的抚恤,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赦免问题只能继续悬留,梁启超不得不滞留国外,满腔爱国热情无处倾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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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掀国会请愿高潮

政闻社被解散后,梁启超失去了自己所依赖的组织力量,这时他一边以言论号召动员民众,一边与徐佛苏等立宪人士联络,争取谘议局议员席位,以更有效的指导推动请愿运动。

1909年各省谘议局如期进行选举。徐佛苏在国内进行了颇有力的工作,使得一大批立宪派人士进入各省谘议局,如孙洪伊、汤化龙等。谘议局成立后,立宪派人士拥有了一个合法的组织,他们以民间代表的身份监督政府,倡导宪政,以维护立宪派的利益,谘议局成为立宪派变相的政党机关。不久,各省谘议局召开第一届会议,商讨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组织代表上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以“和平革命”方式来挽救中国时局,掀起国会请愿运动高潮。

这时,徐佛苏作为梁启超在国内的代表,活跃于各省谘议局之间,从事于请愿运动,秉梁启超之意,他“联络咨政院谘议局之各议员,使其一面建议发言,一面运动缩短立宪年限”并准备起身进京主持言论,“齐一国同志思想步骤”。12月,各省代表入京,请愿速开国会,朝廷内部也请愿声起,但是清廷仍然没有理会请愿代表,颁布上谕,仍以九年为期,请愿运动无功而返。

1910年,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梁启超筹借款项,克服窘困于3月10日在上海创办《国风报》,成为继《新民丛报》后立宪派的主要舆论阵地。《国风报》在创刊时在《民报》上这样刊载了一则广告,可见其办报宗旨及精神:

本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月出三册,每册八万字,逢一日出版。内容分谕旨、论说、时评、著译、调查、记事、法令、文牍、谈丛、文苑、小说、图画、问答、附录、凡十四门,议论宏通,记载详确,谈丛、小说各门饶有趣味,诚报界之伟观,而立宪国民之粮也。定阅全年八元五角……上海四马路国风报馆。(宣统二年一月十二日《申报》)

《国风报》根据时势而动,与时俱进,言论尤为切实,从事各种政治问题具体研究讨论以及灌输国民政治基本常识。梁启超的《国家命运论》、《宪政浅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等陆续在上面发表,文中详细分析了第一次请愿运动失利的原因,为立宪运动提供了详尽的蓝本。

清末政局错综复杂,变幻莫测,海潮巨浪肆动。梁启超置身于旋涡之中,一言一行关系于全局,由于解除党禁运动的失败,梁启超开始对满族权臣逐渐失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攻击。1910年4月20日,梁启超发表《论请愿国会与请愿政府并行》一文,他第一次公开要求建立一个新政府,尽快筹组政党,迅即召开国会,建立责任政府,立行宪政,“激进论”又迅速抬头。

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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