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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打乒乓球的时候，恐怕当今乒坛教头刘国梁、施之皓还没有出生，更不要说他们手下那一班生龙活虎垄断乒坛的小将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容国团以人生能有几回搏的拼劲，勇夺世界乒乓球赛男子冠军，这可是新中国运动员破天荒第一次在体育比赛中获世界冠军，消息传来，国人振奋。两年之后在北京举行的二十六届世乒赛上，中国队全面丰收，获男团冠军女团亚军，庄则栋丘钟惠分获男女单打冠军，从此神卅大地上掀起一股乒乓热潮。我当时所在的小学校园里，也热闹起来，打乒乓球成了学生们的共同爱好。

校园里仅有的一张球台被高手们占领，下课后我们在教室用四张小课桌拼起来，没有球网拿几本书放中间，没有球拍用木板削一块，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我的乒乓生涯。刚开始只会托来托去，我们称之为炒豆子，豆子炒熟后，慢慢学会了推挡、搓削、扣杀。　当时的国手们都是直握球拍左推右攻型打法，我这位粉丝当然也模仿偶像直握球拍左推右攻。

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参加工作后我一直坚持这种传统打法，只要有条件就一定要过过球瘾。我喜欢与对手计算输赢，不决出胜负不肯罢休，为了赢下一盘球，要费尽心机扬长僻短，寻找对方死穴，使出全身解数，大汗淋漓过后，觉得神清气爽，心胸豁朗，思维敏捷，不愉快的事抛到九霄云外，走起路来也轻松快捷。

1970年代我下放在赣东北山区一个小县城工作，一张破旧的乒乓球桌成了单身汉们业余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兴奋点。记得有一年春节县里举行球赛，我作为厂代表队成员有幸参加，虽然上场只赛了两局便遭淘汰，心里仍觉满足，这毕竟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家里写信责问我春节为何不回家团聚，我说是要打球赛，父母亲大惑不解，一年一次的春节探亲你都不回来，还有心思打球玩，真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我的最好成绩是荣获过全厂第二名，为此兴奋了很一阵子。正当我磨拳擦掌暗下决心准备问鼎冠军时，球台被装配车间当作仪表安装台，工人们从此不得不与乒乓球告别了，偌大一个工厂为什么竟容不下一张小小的球台。

虽然打不了球，但乒乓情结却割舍不断，我一直喜欢观看电视转播乒乓球赛，几乎每赛必看。邓亚萍那顽强的斗志凌厉的进攻，郭跃华灵活的战术神勇的推挡，丁松出奇制胜的削球突然的反攻，蔡振华一往无前的气势，刘国正逆境中起死回生的勇气，都曾一次又一次激荡着我的心灵。每当中国运动员登上领奖台，三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国歌的旋律中同时冉冉升起时，我胸中便升腾起崇高的民族自豪感。

人到中年后，我进入一家省级新闻单位，条件改善了，便如鱼得水欢畅了。每天坐在桌前编稿，腰酸背痛，眼睛发胀，下班后几位球友摆开架式，捉对厮杀，一天的沉闷在大汗淋漓中彻底化解，生活的烦恼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

一年一度的单位乒乓球赛，更像是个盛大的节日，平日肃静的办公大楼，充满阵阵笑声、掌声、加油声、欢呼声，上至台长总监，下至聘用的临时工，只要愿意，都可以挥拍上阵，一决高下。最精彩的是团体赛，各频率各部门都要组队，规定必须有一名女将一名领导参加，统一着装，以示正规。赛前，我特意购买了一块高档球拍，试图出奇制胜。经过几轮鏖战，我们文艺部和交通频率取得决赛权。决赛吸引了众多的眼球，2比2双方战平后，最后关键一盘由我登场，迎战一位小青年。第一局初生牛犊不怕虎，大力扣杀，连连得手，我只能被动应付，很快丢掉一局。易地再战，我仍处于下风，以7比3落后，此时部主任冲我喊加油，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把我放在最后一局，是想让我这位乒坛老将把住最后一道关。无论是球技还是经验，我都比对手强，只是怕输才打得保守，落了下风，此时再不放开打，就真的无法挽回了。我精神一振，改变打法，主动发球抢攻。对方见我突然像换了一个人，攻势凌厉，一时不知所措，于是我连连得分，很快扳回一局。第三局我恢复常态越战越勇，乘胜追击，再胜一局。文艺部终于摘掉多年老二的帽子夺得冠军，队友们抱成一团，相拥而泣。晚上，全部员工济济一堂，举杯欢庆，领导逐个敬酒，慰劳我们这几位劳苦功高的业余乒坛高手。

毕竞球技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不进则退，一大批曾是我手下败将的年轻人，渐渐地掌握了新的技术，超越了我，对此，我并不沮丧，仍一如既往地活跃在球场上。我想，正是有像我这样具在乒乓情结的后继者涌现，我们的国球才能薪火相传长盛不衰。

小小乒乓球，我为你付出一份汗水，得到的是双倍的快意，我为你付出十分热情，收获的却是百倍的欣喜。

（完）

远望孺子亭

从1966年6月至1967年9月，不知有多少个清晨或是黄昏，我站在西湖的北岸，望着远处霞光中的孺子亭。

孺子亭立于南昌西湖之中，三面临水，一桥牵引入亭。这里垂柳依依，波光粼粼，颇有“绿树围而俗情远，碧湖映而清光生”之韵味。这一处被称作“徐亭烟树”，是著名的豫章十景之一。

“千载清风徐孺子，门前共此一湖水。”孺子亭是因纪念一位土生土长的南昌人而得名的，这位东汉时期的南昌人读书授学，学问渊博，耕稼为乐，德情清洁。他五次拒绝到宰相府去任职，四次拒绝荐举为孝廉，甚至朝廷准备好了礼品车马接他到太原去赴任太守，也被他辞谢了。正是徐孺子这种以隐逸方式坚持自己的操守，不愿与官僚们同流合污的清正之风，被后人敬仰，孺子亭才千年挺立，保存至今。

然而，谈泊人生的徐孺子，怎么也不会想到此时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权利争斗，正在制造一场难以想像的人间闹剧。

这一段时间我所在的南昌工艺学校，搬进了西湖北岸原木材厂的厂房里（现为聋哑学校）。终于结束了在章江路既无操场又无校园看不到一棵树见不到一片草的学生生活，终于有了一片开阔的地面让数百名学生自由地行走，自由地展开运动了。

工艺学校是南昌二轻局创办的一所半公半读学校，类似于现在的职业高中。1965年秋季招收了美术装璜班、钳工班、塑料班、木工班、服装班。我被分配到有15名男生45名女生的服装班。对此很苦恼，让我一辈子当裁缝，觉得太没有意思，太屈才。人生在世，应当立功立德立言，做一番大事业，整天像婆婆妈妈一样跟针线打交道，能有什么出息。抱着这种想法，我对服装裁剪缝纫技术毫无兴趣，拒绝学习，到南昌被服厂实习，在缝纫机上操作，更是心情烦燥，敷衍了事。学了大半年，什么都没学会。

我盼望着这种状况能有所改变。

我期待着出现改变命运的机遇。

一搬进新校址，一切都有了改变，学校不再正常上课。“通知”、“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将运动推向高潮，我被班里推举出来参加学校*领导小组，却不知道如何去开展工作。

很快，《*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