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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在我的想像中，那里一定是个高耸千仞、盘旋而上、云遮雾罩、紫气东来的人间仙境。临近中午，也不见大山的影子，中巴在缓坡上行驶一段路后，嘎然而止。导游告知：前面不远就是少林寺，现在下车吃饭，饭后徒步前往参观。导游说前面不远，其实路还挺远，路上有当地老乡驾着马车招徕生意，不愿步行者可花钱坐车。沿途数公里不见庄稼，只见平缓的坡地上有不少学校，清一色的武术学校，成千上万名半大小子排列整齐地挥拳摆腿、哼哼哈嘿、喊声阵阵，其规模之大令人惊叹。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我想都是李连杰的粉丝，迷恋上了武术，怀揣梦想背井离乡聚集在少林寺周围。若干年后我曾在一个小县城里见到一群自称少林寺和尚的在街头表演，卖艺索钱，挨个伸手，有辱佛门。少林寺和尚到处行走，真真假假不知其数，可能有些是出自于五花八门的武术学校。据说少林寺与香港旅游联手经营，争取上市，做大做强，在市场经济的闹腾下，千年的佛门也不得安静。

少林寺门脸不大，门口那一对石狮也很一般，走进寺门，只见四处都是游人的身影，他们议论着、说笑着、指点着、嬉闹着，喧嚣替代了往日的清静，浮躁取代了修行养性，佛门净土变成了揽客敛财的市场。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在寺内匆忙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值得留连的地方，说实话，少林寺的规模和格局，不如我曾到过的杭州灵隐寺和庐山东林寺。牧羊女眼中那白云悠悠、流水潺潺、鸟语花香、羊群满坡的情景，我怎么也寻不到踪影。倒是寺外不远处的塔林，实实在在地矗立着，成为一处独特的景观。虽然有的塔只剩半截残身，有的己经在岁月的风雨中倒塌，但它们是无数虔诚灵魂的见证。这是自唐代以来少林高僧们的墓穴，这些塔既有方形的也有圆形的，既有四角的也有六边的，造型各异，高矮不一，底座上都刻有文字，记录着高僧们的姓名法号和生平简介。我穿行其中，一座一座仔细观看，向他们行注目礼。

四

翻开地图就能发现郑州位于中国的中心点上，京广铁路和陇海铁路两条交通大动脉在这里交叉，成为枢纽，南下北上、东进西出的旅客都汇集于这个点。七日下午我收拾好行李胸有成竹地朝火车站走去，按以往的经验，排队候车、验票剪票、登车坐车，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程序。在车站附近的邮局给西安的会务组发了个电报，告知我于七日下午乘车从郑州到西安，请派人接站。安排接站是不成文的规则，是惯例，是东道主不可推卸的责任。

车站里里外外全都是人，候车大厅拥挤不下，大厅外广场上临时搭建的雨棚里也挤满了人，有手握车票排着长队候车的人，有在售票窗口焦急询问的人，有像大头蚂蚁一样到处乱窜的人，有打开被子睡在地上安营扎寨的人，大部分是从农村涌向城市的农民工，改革开放似乎给每个人都提供了发家致富的好机遇，外面的世界真精采，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我在广场上寻到了XX车次的告示牌，排在队伍后面，离开车还有一个多小时，原本打算从包里拿本书来看，无奈声音嘈杂、气味难闻、环境恶劣，不看也罢。改为掏出香烟来抽，算是以毒攻毒，心想好歹熬过这几十分钟，上了车一切就都好了。不时有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拿着电动喇叭喊：“请大家排好队，不要拥挤，注意安全！”离开车时间越来越近，坐在地上候车的人都纷纷站起身来，提好行李，等待验票放行。我焦急地看手表，马上就到点了，按说应该提前二十分钟剪票，今天怎么搞的，为什么迟迟不见动静。正在纳闷时，听见车站内有列车到站声，莫不是我所乘坐的XX次列车己经到站，为什么不让手持车票等候多时的旅车进站乘车？车站工作人员不作任何解释，对此习以为常泰然处之。十分钟之后，车站大喇叭里传出嗲声嗲气的女中音，有气无力装腔作势的铁路腔：“旅客同志们请注意，XX次从郑州开往西安的列车已经发车，没有乘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退票。”

无端地把大批旅客晾在候车处，列车却扬长而去，天底下居然有如此具有特色的车站，奇怪的是旅客中并没有人出来和车站人员交涉，提出异议，而是一窝蜂地涌向退票窗口。后来我向河南台朋友提起此事，朋友说：“春运以来站台上已经聚满了旅客，列车一进站，他们就蜂涌而入占据车箱，排队等候根本进不了站，人太多了，车站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已经不能按正常程序运转了。”我提着行李呆呆地立在暮色之中，这是我从未遇到的难题，我该怎么办？几个小时后西安车站出口处有人举着字牌接我却始终不见踪影，怕是要责怪我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明天会议开幕代表们济济一堂唯独江西台席位上空空如也，怕是要影响到我们电台在兄弟台面前的声誉。

我从思考中回过神来，办理退票的窗口前已经排成了两条长龙，延绵四十多米。我排在队伍后面，等了半个小时只向前挪动了半米，按照这样缓慢的进度怕是要站到天亮也退不了票。缓慢的原因是窗口前有不少插队者，手持话筒佩带袖标的工作人员无论怎么喊，他们都置之不理，一个劲地往前挤。此时突然冒出一位老者，衣着不整，半疯半癫，挺身而出，毫不畏惧，手持竹棍，朝插队者身上使劲猛击，边打边喊：“滚开！滚开！滚开！”插队者身上挨了打，回过头来正想发作，见是个疯老头，正举着竹棍，凶神恶煞，怒目圆睁，只好抱头鼠窜。众人偷笑，想不到插队者不怕戴袖标的，却怕带竹棍的。这还正应了那句俗话，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我实在是有些累站不住了，又舍不得放弃车票钱，无奈之下掏出记者证来到购票窗口前碰碰运气，请帮忙退票。这一招还管用，那人抬眼看了一下我，便按票面价给了我现金。在个人生活中我从不出示记者证寻求方便，这一次算是个例外。

五

火车坐不上，只能改乘长途客车。这是一辆临时增开的客车，三十多个座位只有一扇车门，人造革的坐椅破烂不堪，露出里面的填充物，坐上去吱吱作响，我怀疑里面藏有老鼠。车一开动，门窗哐啷作响，像一位退休多年的老者临时返聘重新上岗，勉为其难，一路咳嗽。我坐在最后一排的靠窗位置上，这是我喜欢坐的位置，可以欣赏沿途风光。却不料窗户上的玻璃留出一个两寸宽的口子，车开动后冷风吹来打了个寒噤，我几次用力使劲，玻璃被卡死，怎么也推不动关不拢，无奈，自认倒霉。坐在后排的几位都是新疆人，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他们在郑州火车站滞留了一个星期，一直买不到去乌鲁木齐的车票，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改乘长途客车到西安。想在西安碰碰运气，买火车票回家，如果西安买不到票，准备坐客车去兰州，再在兰州碰碰运气，买火车票回家。原本可以轻松愉快一坐到底的旅程，现在变成了一根坚硬硕长的苦甘蔗，只能一截一截去啃，啃一截短一截。

车过三门峡市夜幕降临，却不见司机停车让我们用餐，上车前我吃了碗面条，经过五六个小时的颠簸已是饥肠辘辘，早知如此，应该买几个面包带上车。客车不紧不慢地在夜幕中行驶，一车人昏昏欲睡，早已没有了说话的兴致和精力。此时下起了雨，雨水从窗户那两寸宽的口子飘进来，打湿了我的脸颊，我左右腾挪，试图避开，无奈雨越下越大，扑进车窗，防不胜防，半边衣服全被打湿了。客车在阒黑无人的公路上行走，偶尔远处有一蓬茕茕的灯火闪过，我的眼前一片朦胧浑浊，镜片早已淋湿，我一动不动，像是入定的僧人，又如同一尊雕像，任凭风雨肆虐，时空仿佛凝固。

凌晨两点客车停在西安火车站广场，大雨如注，旅客们下车后抱头鼠窜，有的急忙找地方避雨，有的钻进的士打车回家，有的打电话叫朋友来接，有的绻缩在候车室准备苦熬天明。我打听到人民大厦的方位后，在雨中一路狂奔。下半夜的闹市区仍然灯火通明，却看不到行人。人民大厦的铁栅栏大门早已关闭，任凭我怎么呼喊仍不见动静，守门人早已进入梦乡，即便醒着在寒冷的三更半夜也不会为莫名其妙的喊声爬出温暖的被窝。我徒唤奈何，像一只声嘶力竭的困兽，夹着尾巴走了。走过两条街，见一家小旅店仍开着门，寻找身份证准备登记住宿时，发现会议通知上有会务组的电话号码，我借用旅店的电话打过去，一阵漫长的等待，无人接听，我正要挂上电话时，电话里有了人声。我像早年的地下工作者终于早到了失散多年的联络人一样，将我的处境告诉对方，对方立即通知值班人员准备开门。

六

会议由上海电台主办，他们录制了一部长篇广播剧准备买给兄弟台，会议名称为“广播剧《刑警八O三》订货会”。说是订货其实就是请买方代表来好吃好喝好玩一趟，吃好喝好玩好货就自然推销出去了。接下来的几天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史的一次实地考察，专车接送，专人陪同，从半坡村遗址的原始陶罐破片，到伟岸高大雄风依旧的古代城墙，从威伟壮观场面宏大的秦始皇兵马俑，到令人浮想联翮的贵妃出浴华清池，从唐玄奘修建并任第一代主持的大雁塔慈恩寺，到荟萃历代精品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宝库碑林，从巍立于闹市之中建于明代的鼓楼，到集万千文物于一身建于当代的历史博物馆……目不暇接令人兴奋令人激动令人留连忘返的参观游览，令我将从郑州到西安的一路辛苦忘得九霄云外。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山背赵家

一

我的故乡是南昌县向圹镇沙潭乡山背村。尽管我至今还没有在那里住过一天，但那里却有着我的根，我的祖祖辈辈曾在那里生活过。

这里离南昌城区约60里路，一条大路从村边经过。我每次乘车路过时，都要举目远望，一片高高低低的房屋座落在河的两旁。我幼年的时候，父亲带我回过一次老家。父亲告诉我，河是新修的，以前没有，老家有不少房屋，在修河时拆掉了，再也寻不到昔日的任何痕迹。父亲打听了几个熟人的名字，都已经不在了。不善言谈的父亲没有久留，带着我很快就离开了这片度过了他童年少年时的地方。

父亲是16岁那年背井离乡的。

祖母曾经在告诫我们时絮絮叨叨地谈起过当年的事情，在她断断续续的述说中我对家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曾祖父叫赵明仁，并没有在家乡种田，而是在南昌城里的广润门外公成和杂货店当店员。祖父赵乾元继承父业，也被安排在广润门外陆糕饼店当店员。他们在山背村老家有房屋、有田地。田地租给别人耕种。

在我小时侯填写各种履历表时，总是在家庭成份一栏里写上“贫民”。家乡土改时，我们家在南丰，当时划成份时定下什么，也从未打听过，母亲估摸着让我填上“贫民”。我年轻时曾在德兴农机厂担任团支部书记，写过入党申请书，农机厂曾派人到老家调查我的家庭成份。以后我的入党申请迟迟没有下文，以至于不少团支委都入了党，而我这个书记仍然没有批准。最后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那次调查结果是“小土地出租”，而并非“贫民”。隐瞒自己的家庭成份这在当时是大恶不赦的，这样的人怎么还能入党呢？其实这是天大的冤枉，按照政策规定，解放前三年，家里干什么就是什么成份，我家1939年就离乡背井去逃难，颠沛流离谋生存，土地早就没有了，怎么能划为“小土地出租”呢？无处申辩。

祖父赵乾元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地过日子。父亲13岁那年，由本家介绍到南昌城里民德路李生祥店里当学徒。当了两年多学徒之后，一场灾难降临了。这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在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惨案。中国军队企图抵抗，组织了武汉会战以图阻挡日军进攻的步伐，然而无济于事。武汉会战之后，1939年3月，冈村宁次调集日军三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向南昌逼近。南昌的老百姓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举家逃难。

位于南昌至向塘公路旁的山背村，是日军进攻南昌的必经之路，乡亲们像无头苍蝇一样随着人流逃窜。

祖母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养女离开了山背村。她的婆母年岁已大，又舍不得自家的房屋，坚决不肯离开家乡。3月17日，日军开始进攻南昌，山背村被日军放火烧毁，留在家里守房屋的老人，和房屋一起化为了灰烬。后人只是在影视中看到过这一幕，而这一幕，却是真实存在的，是祖母反复念叨过多次的，是从小就铭记在我心中的。

逃难的人群是最后一刻离开村子的。我想，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绝对不会把老人留下后辈们自己逃命。当时的情景是哭天抢地、呼爹喊娘、惊慌失措、失魂落魄，田地可以抛弃，房屋可以抛弃，财产可以抛弃，所有的人只剩下一个唯一的欲望，那就是活着。

留在沙潭老家没有去逃难的只有从小送给邓家村做童养媳的姑姑。姑姑虽然从小离家，却有着和祖母一样的相貌和品行，连说话的声音都很相似。邓家村不像山背村那样紧靠公路，而是离镇上还有数里路交通不便利的一个小村子。记得小时侯父母带我第一次去邓家村，是一个霪雨纷纷的日子。汽车到沙潭镇停下，我们开始步行，问路人“邓家还有多远”，得到的回答是：“上了垱很快就到。”（垱是向塘方言，即堤。）我们三个人打着伞，冒着大雨，在泥泞的垱上走着，走了好长一段时间，仍然没有看见邓家村的影子。母亲埋怨说：“上垱上垱，今天还真上了当。想不到邓家这么远。”姑姑一家人见我们远道而来，又是第一次登门，赶紧杀鸡弄饭招待。我们在狭小的农家小屋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告辞。这以后，姑姑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每年她都要进城，带上几样农家小吃，来看望自己的亲生母亲和兄长一家。

二

在一次初中老同学的聚会上，我无意中询问赵润宝老家在哪里，他的回答让我惊喜，原来我们的祖籍是同一个地方，我们是本家。于是我们相约，二OO八年十月的一个周末，去向圹镇沙潭乡寻祖认宗。

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初冬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坐公交车至山背村下车，沿着宽敞平坦的村中水泥路向前走，见一位挑菜的中年人迎面走来。我们上前向他说明来意，他放下担子，略加思考后，让我们去找前面的一户人家。一位身材瘦小的老乡热惰地招呼我们屋里坐，我们忙递上香烟，在烟雾缭绕中攀谈起来。当我们提到山背赵家的家谱时，他急忙带着我们一起去寻找。终于在另一家的一个铁柜里，这位名叫赵云林的老乡翻出了十多本赵家的族谱。据他介绍，沙潭乡的赵家人分散在八个小村里，山背村只是其中的两个，分为南岗、北岗，而赵润宝的老家不在山背村，可能在沙潭乡老街上。我们逐本翻阅族谱，试图发现我们长辈的名字，然而却什么也没找到，连蛛线马迹都不曾留下。赵云林告诉我们，这些族谱是九十年代新修的，资料很不全，祖传的族谱毁于日本鬼子当年火烧山背村时，新修的族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史料价值。

热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