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悲伤化作泪水,流了出来;有的人却把它郁积在心头,慢慢地就变成一股烈火,而且永远不灭地在燃烧着。于而龙第一次经过实验场的门口,就似乎听到那孩子稚嫩的嗓音:“二叔,怎么办?”
“打!”
这就是第二次上台的于而龙,在心里做出的回答。
大概过去若干世纪以后,人们在编纂史书,或者修订《辞海》之类工具书时,一定会对这十年间许多政治词汇的阐述,要感到挠头的。譬如“生产指挥组”这种奇特的机构,就不是一句话或两句话,能做出准确的解释来的。于而龙第二次回到工厂,给他安排的工作,正是这个生产指挥组。
“孙子辈的!”那些在生产指挥组坐够了冷板凳的同事向他抱怨。难道不是这样吗?和于而龙同时由干校回厂的康“司令”,随便一句话,就把工人从生产岗位上抽下来,成天趴在地上,端着空枪瞄准胸环靶练兵习武;或者套上红袖箍,执行巡逻小分队的任务,在马路上溜达,而车床却在那里停着,慢慢地生出了那种黄褐色的铁锈。一个曾经给部队提供大量重型动力装备的工厂,现在,白天像死一样的沉默,夜幕一降临,那些嗜血的蚂蟥就麇集在可怜的工厂身上,贪婪地偷盗着、搜刮着、敲骨吸髓地榨取最后的一滴血。
按照于而龙以往的工作习惯,那还用得着问吗?一纸命令,自即日起,如何如何,贴在厂门口,就足够了。谁敢以身试法跟于而龙较量较量看,他会毫不留情地处分你,开除你,或者送你上法院。然而现在,他的语言还那样有效么?他的威力还那么强大么?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了。但他记住周浩说的,要像在石湖打游击时那样,一块一块地把地盘巩固下来。他相信,人民是不会死的,除了那些已经失去人类良知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麻皮阿六们,在胸膛里搏动着的,总还是一颗颗工人的心。
他向这些心伸出了求援的手。
这是王纬宇所料想不到的,也是高歌和他的小兄弟们估计不出的,虎死余威在,尽管已经垮台了这么多年的于而龙,一旦他站起来振臂高呼,竟然有些人泪汪汪地听他讲话:“……要再这样停产下来,什么也不干,你偷我摸,坐吃山空,我们就要成为上对不起先烈,下对不起后代的罪人,将会受到千秋万代的唾骂!……”
不给他提供讲坛。前头他讲了,后头跟着有人吹冷风,给他的话消毒。然而,谁也挡不住于而龙的两条腿,又像轮流批斗时的逐个车间挨次地走,只要围上一圈人,他就和他们交谈,讨论,琢磨着怎样使这个死去的厂子复苏。所以,当部里研究决定用一大笔硬通货去外国购买部件,组装自己的巨型设备时,于而龙在会议桌的最后头——生产指挥组的负责人,也不过类似弼马温那样的官职,是不会在主席台上就位的。但他举起了手,用那大家久已听不到的毋庸置疑的腔调说:“这种代号为C100型的部件,我们工厂完全可以承担下来。那些宝贵的外汇,还是留作他用吧!”
和王纬宇并肩坐在前面的高歌,用胳膊肘碰了碰,似乎在说:“看,于而龙一出手就不凡——”
王纬宇不置可否地淡淡一笑,望了望那个沉着的于而龙,他讲完这段话,像在会场里扔了一颗手榴弹以后,仰着脸,端详着天花板上多孔吸音刨花板,谁也不理。
那次会议,破例是老徐驾临,以部领导和上一级工办代表的名义瞟了一下周浩。那意思说,这是好几个部的协作产品,事关尖端,他这样大言不惭,你周浩是个什么态度?穿着“将军”呢大衣的周浩,用铅笔敲了敲桌子:“于而龙,现在,我还允许你翻悔!”
于而龙的眼光,从刨花板移到吊灯上。他说:“一般地讲,我不收回我已经讲出口的话!”
“狂妄!”老徐心里说,嘴上却似褒似贬地笑笑讲:“好像我们都熟悉他这股骑兵性格!”
周浩把脸转向旁边的王纬宇和高歌,半点也不是玩笑口吻地问:“你们能不能尿到一个壶里?要能,我就拍板,要不能,趁早说话。”这种再分明不过的激将,包括老徐在内,都觉得心里怪堵得慌。
散会的时候,于而龙凑巧和王纬宇、高歌同乘电梯下楼,快到底层的时候,突然停了电——那是当时的家常便饭,就悬挂在二楼与三楼之间。王纬宇显得很关切的样子问:“还有什么困难?二龙!”
“一条!”于而龙望着这张无邪的面孔。“最好能少一点干扰!”然后,他多少以一点威胁的口气说:“要不然,咱们都得一块儿蹲在这笼子里受罪!”
“妈的,让他抓到了一个有把的烧饼!”高歌在部机关大门口,望着于而龙独自走去的背影,对王纬宇嘟哝着。
王纬宇说:“这回他一炮打响了!小高,我想你脸上一定是很光彩的,其实,我只是挂个名的革委会主任。”
“不该放虎归山!”他抱怨着。
“可你搞不成C100型部件。”王纬宇望着这个多血质型的青年人,那种容易冲动和激奋的性格,使那薄嘴唇不说话时,也不由自主地哆动着。“老弟,姜永远是老的辣!”
高歌说了声:“走着瞧吧!”钻进小汽车开走了。
这台戏于而龙知道不好唱,但他已经挑开门帘上了场,那是决不后退的。
“多余!”好多人劝他:“他们有钱让他们到外国去买好了,你何苦揽这个苦差使?弄成了,谁也不会感激你,弄不成,所有屎盆子都要扣在你的头上。”连他忠实的秘书都反对他:“他们败坏了整整一代人,败坏了社会风气,败坏了道德和是非标准,败坏了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和信念;你一个人想力挽狂澜,岂不是在做一件傻事么?”
于而龙低声地说:“革命,在某些人来看,实际上是件傻事情。”
那是他终于托人在友谊商店,买了一个漂亮的玩具娃娃,第一次去拜访她的小家庭时,谈论起来的。似乎那位牧猪放羊的工程师和他的娇小妻子抱着同一观点。
像她妈妈一样的小瓷人,一眼瞥见了娃娃,高喊着姥爷,仿佛小燕子一样,飞到站在门外的于而龙怀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