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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1918年期间，理论物理学教授玻恩也在柏林，他同爱因斯坦过从甚密，有一段时间天天见面。他在《回忆爱因斯坦》一文中，有几段关于这个时期的重要描述：“当时，已经形成了反对他、还是拥护他的派别。他既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可是，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的观点明确，认为诉诸武力是毫无意义的，他也不相信有什么德意志的胜利。战争将结束时，德国某些重要人士，其中有历史学家德尔布吕克、国内经济学家布伦塔诺和爱因斯坦及其他一些人，经常举办晚会，还邀请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出席。主要讨论大本营提出的势必招致美国参战的无休止的潜艇战问题。爱因斯坦说服我参加这些聚会，而我当时还是军官，理应不参加。在他们中间，我是最年轻的一个，从来缄默不言。爱因斯坦却常常讲话，他的态度是那样镇定自若，言吐又是那样的清晰感人，像是在论述理论物理问题。”

有时，爱因斯坦还与国外反战战士会晤，丝毫不理会德国好战分子对他施加的种种精神压力。在爱因斯坦所在的科学院中，沙文主义的狂热情绪也越来越浓厚。一批物理学家竟公开发表一封信，信中规劝人们在科学研究中不要引用英国学者的著述，并以德国科学远比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肤浅理论深奥而自诩。

对此，爱因斯坦不屑一顾，他仍然大声疾呼着：“战争对国际合作的发展是最可怕的障碍，尤其在于它对文化的影响。战争破坏了知识分子从事创造性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条件。如果他正好是年轻力壮，他的能力就会被束缚在破坏性的战争机器上，而年纪大的人也会陷进仇恨和失望的气氛之中。而且，战争导致国家贫困，导致长期的经济萧条。所以，凡是珍惜文化价值的人，就不会不成为和平主义者。”

1917年秋天，对于俄国工人和农民革命的胜利，爱因斯坦表现出由衷的喜悦。他认为，这是马克思学说在一个大国里的一次成功尝试。也是在社会平等基本原则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初次试验。几年后，他著文表达了对十月革命和俄国革命导师列宁的崇敬心意：“我崇敬列宁，因为他是一个为争取实现社会平等而献出自己一切的伟人。虽然我认为他的手段欠妥，但有一点应该肯定，像他这样的伟人是人类良心的洗革人和捍卫者。”

这些言词真是绝无仅有的历史文献！当时，德国还没有任何一位大自然科学家能像爱因斯坦这样坚定而明确地崇敬列宁的高尚品德，赞扬十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爱因斯坦虽然赞同列宁的社会和政治目的，但对达到这一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却持保留态度。这是欧洲知识分子中人道主义的普遍立场，也是爱因斯坦对社会变革的“天真”的疑虑。

在战争岁月里，爱因斯坦满腹愁肠，为人类的命运及未来忧心忡忡。这种情绪在他为分子布朗统计法的研究前辈斯莫卢霍夫斯基写的悼词中表露得非常清楚：“每一个了解斯莫卢霍夫斯基的人，所以喜欢他，不仅因为他是一个聪明的科学家，而且也因为他是一个高尚的、敏感的和友善待人的人。近几年来的世界灾难，使他对人们的残忍和对我们文明发展所遭受的损失感到极为痛心。命运过早地中断了他作为研究家和教育家的卓有成效的活动；但是我们将非常珍惜他的生活榜样和他的著作。”

其实，爱因斯坦的这种情绪在1916年3月14日写的悼念马赫的文章中，业已流露出来：“在读马赫的著作时，人们总会舒畅地领会到作者在并不费力地写下那些精辟的、恰如其分的话语时所一定感受到的那种愉快。但是他的著作之所以能吸引人一再去读，不仅是因为他的美好的风格给人以理智上的满足和愉快，而且还由于当他谈到人的一般问题时，在字里行间总是闪烁着一种善良的、慈爱的和怀着希望的喜悦的精神。这种精神也保护着他，使他受不到那种今天很少有人能够避免的时代病的影响，就是说受不到民族狂热的影响。在他的通俗文章《关于飞行抛射体的现象》中，他也不能放弃在最后一段里所表达的他对于各个民族达到相互了解的衷心愿望。”

战争在继续。

爱因斯坦希望真理之声传遍全球的理想破灭了，他希望把人们从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中解脱出来的努力也无济于事。爱因斯坦变得前所未有地悲观起来。

1917年他写信给洛伦兹，说：“每当我想起生活中的无限悲伤之事，就抑制不住我的沮丧心情。以前，物理学能解除我的苦恼，现在连物理学也无济于事了。”

大战结束前一年，爱因斯坦的身体垮了。他早就有胃病，那是在苏黎世和伯尔尼的穷困生活中得的。爱因斯坦本来身体强壮，但是他的思想没有固定界限，生活没有固定规律，再加上他成年累月、不分昼夜的紧张思索，希望和绝望、激动和狂喜所带来的感情上的巨大波动，终于把身体搞垮了。两个月里，体重竟减轻了十几公斤。

但是，爱因斯坦不会倒下去！人类的良知不会泯灭，相对论的理论还要发展，这些美好的愿望再次支撑起爱因斯坦巨人般的身躯。

在柏林的前几年，战争的阴云虽给爱因斯坦带来不少生活和研究上的麻烦，但他始终没有停止相对论的研究。在隆隆炮火中，爱因斯坦取得了学术研究的丰硕成果。

1916年初，爱因斯坦在《物理年鉴》上发表了长达50页的论文《广义相对论基础》，以此暂时结束了他从1908年以来所从事的相对论研究。这篇论文是20世纪理论物理学研究的峰巅。

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仅仅适用于不存在引力的所有物理过程，研究的是直线、匀速相对运动的参考系。广义相对论的方程与参考系的运动状态无关，也就是同样适用于作加速运动和旋转运动的参考系。在某种程度上，它是1905年狭义相对论的“推广”；此外，就像爱因斯坦所恰当比喻的那样，广义相对论这个新理论就像是相对论大厦中的第二层楼。

爱因斯坦一直把广义相对论看作自己毕生最重要的科学成就。他对自己的学生、波兰物理学家说过：“要是我没有发现狭义相对论，也会有别人发现的，问题已经成熟了；但是我认为，广义相对论的情况不是这样。”

爱因斯坦说这种话，是在广义相对论发表之后20多年。

爱因斯坦的自信不是没有道理的。

1919年，爱因斯坦9岁的儿子爱德华问父亲：“爸爸，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出名？”

爱因斯坦笑了，然后又半严肃半微笑地对儿子解释道：“你看见没有，当瞎眼的甲虫沿着球面爬行的时候，它没有发现它爬过的路径是弯的，而我有幸地发现了这一点。”

爱德华听懂了比喻本身，但他不理解其中的含义。

这其中的含义，只有物理学家中的精英们才体会得到。照他们看来，如果没有爱因斯坦，至今世界上也断不会出现广义相对论。

当然，一个重大的科学理论，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说它完全依赖于某个个人，这是叫人难以相信的。然而，这种看法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广义相对论中包含着深刻的思想。没有大胆的革新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毅力，没有敏锐的物理直觉能力和高超的数学运算技能，是不可能建立广义相对论的。从1905年到1915年，爱因斯坦酝酿了整整10年时间——那是最富于创造力的成熟的10年——才建立起广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的提出需要太多的才能，几乎超出一个常人毕生所能掌握的知识的无数倍。人类不得不在大多数人平庸的事实面前赞美那些伟大的天才。他们的才能实在是让人高山仰止。拥有这样的天才，是人类的福份。

难怪1897年发现电子的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说：广义相对论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难怪创立相对论量子力学的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说：“广义相对论也许是人类曾经作出过的最伟大的科学发现。”狄拉克是物理学界最不爱说话，更不爱说恭维话的大师。所以，爱因斯坦在1917年大病之后，坦然地向朋友们说：“我死不死无关紧要。广义相对论已经问世了，这才是真正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