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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林的一生也是坎坷的。1902年她丈夫死后只剩有不多的钱，她又没有收入，起先她到海亨根和她姐姐范妮住在一起。之后，她长期住在海尔布朗的一位姓奥本海默银行家遗孀的家中，操持家务，教育几个小孩子，孩子们对她很是敬慕。后来一段时间她给那位孀妇的弟弟雅各布·科克管理家务，接着，她又搬到鲁塞耐与女儿玛雅和女婿保尔·温特勒在一起居住，他们家在布兰堡大街16号甲。

波林住在女儿家时腹部已有癌肿，病情十分严重，只得到罗斯瑙疗养院住院治疗。住院以后不久她表示希望同儿子住在一起。1919年12月，艾尔莎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母亲病已垂危，将迁移到柏林来。1920年初，波林到达柏林，一同前来的还有玛雅，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波林住在爱因斯坦的书房里。吗啡治疗对她的大脑有所影响，但是她“眷恋人生，看上去依然是精神饱满”。波林于2月去世，埋葬在柏林的勋伯格公墓。波林去世后不久，爱因斯坦给赞格写信说：“我母亲已病故，我们精疲力竭。人可以从内心深处感觉到血缘关系非同小可。”

★　伟大的验证

在20年代初，爱因斯坦已经享有任何一位学者都未曾获得过的盛誉。英费尔德对1919年日蚀观测和证实广义相对论之后爱因斯坦的声誉空前增长的原因，曾发表过一些有趣且有一定道理的看法：“这件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发生的。人们厌恶战争、屠杀和国际阴谋。战壕、炸弹、屠杀留下了悲惨的余悸。谈论战争的书籍没有销路和读者。每个人都在期待一个和平的时代并想把战争遗忘。而这种现象能把人类的幻想完全吸引住。人们的视线从布满坟墓的地面聚集到满天星斗的天空。抽象的思想把人们从日常生活的不幸中引向远方。日蚀的神秘和人类理性的力量、罗曼蒂克的场景、几分钟的黑暗，尔后是弯曲光线的画面——这一切和痛苦难熬的现实是多么不同呵！”

爱因斯坦瞬间成为公众偶像的原因很多，但直接的原因则是对全日蚀的观察中，终于证实了光线在太阳引力场中发生弯曲。

1919年初秋，波林在疗养院住院时收到儿子的明信片，第一句话是：“亲爱的妈妈，今天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洛伦兹打电报告诉我，英国远征队已经实际上证实了太阳的光有偏转。”

早在几天之前，洛伦兹打给爱因斯坦的电报中说：“爱丁顿在9／10秒和1　4／5秒之间发现太阳边缘的恒星位移。恭喜恭喜。洛伦兹。”

大家心里都明白，有了这个观测的证明，广义相对论的意义与价值就会变得无法估量。爱因斯坦对这一点更清楚，他早就渴望着这一天了。

早在1907年，在伯尔尼专利局当职员的爱因斯坦发现了等效原理，他认识到这个原理本身意味着光有某种弯曲，但是他认为这个效应太小了，观测不出来。1911年，布拉格的教授发现，这个效应在日全蚀的时候能够测量出来，并且发现，在日全蚀的情况下变曲度是0。87①。但他那时还不知道空间也是弯曲的，因此，他的结论是错误的。他仍然相信牛顿，而牛顿认为空间是平直的，牛顿从他自己的万有引力和光微粒说中也能计算出这个0。87。1912年，苏黎世的教授发现空间是弯曲的。几年之后他才明白空间的弯曲改变光弯曲。1915年，已是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爱因斯坦发现了自己以前的错误，广义相对论意味着太阳光的弯曲度是1。74，也就是说，爱因斯坦值是牛顿值的两倍，因子2使得牛顿和爱因斯坦对立起来。

①0。87：现在称为牛顿值。

爱因斯坦到1914年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但是他信心坚定，他写信给贝索说：“不论日蚀的观察是否成功，我都坚信整个体系的正确性。”

爱因斯坦也是幸运的，历史的几次变故使他几次免于面临错误的窘境。

1912年，一支阿根廷日蚀远征队开到巴西，计划检验光的弯曲度，因为天下雨取消了试验。

1914年夏季，由弗罗因德里希率领，由人们不太熟悉的捐助人克鲁普资助的德国远征队开往克里米亚，观察8月21日的日蚀，也因战争没法完成考察任务。

1915年11月18日，爱因斯坦宣布正确的偏转数值是1。74，他更迫切希望得到日蚀观察的数据。可日蚀观察依然一再受挫。

1916年，委内瑞拉有一个观测日蚀的机会，又是因为战争而失去了。早先希望在日蚀时拍摄照片寻找偏转的企图落空了。

1918年6月，一位美国人对日蚀的观察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一直到1919年5月，两个英国远征队才获得第一批有用途的照片。而这一重要的观察成就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爱丁顿。

爱丁顿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又是皇家天文学会的学术秘书。他参加了基督教教友会。就像那些主张“爱自己的敌人”的教友们一样，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只是摇头。与爱因斯坦一样，他也是一个十足的和平主义信徒。1916年春天，从中立国荷兰的莱顿大学寄来一份《广义相对论基础》单行本。皇家天文学会的通讯会员德·西特教授，刚从爱因斯坦那里收到这篇论文，就把它寄到了剑桥。爱丁顿一眼就看出，这篇论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马上开始研究广义相对论，同时请德·西特写三篇介绍广义相对论的文章，发表在皇家天文学会的会刊上。这三篇文章，引起了英国科学界的广泛注意。因为这是英国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来的两个半世纪里，第一次有人向牛顿提出有力的挑战。

爱丁顿决定用日全蚀观测来验证爱因斯坦的新的引力理论。

1919年5月29日将发生日全蚀。刚好，金牛座中的毕宿星团在太阳附近，如果天气晴朗，用照相的办法，至少可以照出十三颗很亮的星。这是天赐良机，到时候将给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也就是向牛顿挑战的新的引力理论，来一个判决。如果星光掠过太阳表面的时候，像爱因斯坦预言的那样拐弯了，这就证明爱因斯坦是正确的，否则……。

不，作为自然科学家的爱丁顿，坚信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星光将会拐弯，拐过1。74，和爱因斯坦预言的一样。要用照相机照出这1。74的偏转角，就像在十几米外照出一根火柴棍那样困难。不过，爱丁顿也仔细研究过了，这是办得到的。

在爱丁顿的热情倡导下，皇家天文学会开始了日全蚀观测的准备工作。当时，德国潜水艇封锁着英国的海岸线，英国人民正在挨饿，每天都有英国士兵牺牲在前线。德国是英国的头号敌人，花费大量的金钱和人力，去证明一个德国科学家的理论，遭到不少英国人反对。可是，爱丁顿和爱因斯坦一样，是和平主义者，他执著地认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爱丁顿对广义相对论的热情，对科学的执著，感染了皇家天文官代逊。这次全日蚀，月球的巨大影子横跨大西洋两岸。代逊决定派出两支远征队，分别去非洲西部的普林西比岛和南美洲的索布腊尔。

1919年3月初春的一天，在格林尼治天文台皇家天文官的官邸，举行了日蚀观测队出征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巨大的书房里，代逊在花地毯上踱过来，踱过去，向两位队长作最后的交代。爱丁顿细长的身子埋在大沙发里，看着对面墙上的牛顿像出神。代逊讲完了，爱丁顿的副手想使会议的气氛活泼一些，就笑着说：“要是我们观测到的光线偏转角不是0。87，也不是1。74，而是3。4，那怎么办呢？”

这位副手是在望远镜下度过了无数夜晚的天文学家。他没有爱丁顿那样的数学造诣。在他看来，爱丁顿对爱因斯坦佩服得五体投地，实在有点好笑。广义相对论再优美，也不过是一件美丽的衣裳，穿在天文学身上，会不会合身呢？那一套玄乎乎的空时理论，光的弯曲，像他那样的天文学家是接受不了，也不愿接受的。所以，副手的这一番话，很有点揶揄爱因斯坦的意思。

爱丁顿没做声，眼睛仍然盯着墙上那威严的牛顿画像。

有什么可说呢？不管是什么结果，意义总是非凡的。爱丁顿对此早就想过：“这次日蚀远征队可能会第一次证明光的重量（即牛顿值）；或许还可以证实爱因斯坦的非欧空间的怪论；或许会出现更具有深远影响的结果——光没有弯曲”。

皇家天文官一本正经，他把两手一摊，对爱丁顿的副手说：“那爱丁顿就要发疯了，你一个人回英国来吧！”

第二天，两支远征队双双启航，分赴各自的目的地。爱丁顿在4月23日到达普林西比岛，马上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架设望远镜、试拍照片……一切准备就绪，等待着那伟大的日子来临。宇宙将在那一天的几分钟里，把自己的真面目在世人面前显露一下。

5月29日终于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