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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少女 第十四节（第1页）

那时候，戴城一共有八家连锁炸鸡店。我还记得第一家炸鸡店开张，全城的人都去排队，就为吃一块炸鸡。我头一次带女孩去吃炸鸡，那姑娘爱吃酥脆的鸡皮，把我的那份鸡皮也吃了。我记得请老杨吃炸鸡，当时他还是个饥饿的大学生，在两分钟之内吃掉了六块鸡。

这些记忆很遥远。当你从一个消费者变成工作人员，时间就被隔离了，它产生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你只能退到边界，而不能再越线。它像失恋，也像是我前半生历经的时代动荡，每一个节点，都会拦住我。我看过毛姆的《刀锋》，它引用《奥义书》的话说：越过一把刀的锋刃很难，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以前我不明白刀锋何在，后来发现，我去炸鸡店打工，这么普通的事情，恰恰就是命里的刀锋。

我和宝珠被安排在市中心最热闹的炸鸡店，据说所有的员工都害怕去这家店，因为它太忙，很多农民进城就去那儿逛街，顺便吃炸鸡。顾客排队等吃，鸡排队等下锅，员工排队等挨批，就是这样。我对农民没什么恶感，在炸鸡店干过活就知道，农民大多数比较好糊弄，他们看见不用筷子吃鸡的方法已经先矬了一截，就不会提更高的要求了。比较挑剔的是本城人，最讨厌的是那些来自大城市的游客，见过点世面，爱讲究，没耐心，经常会要求爬进柜台替我们炸鸡。

我们穿着店里的制服，红帽子，红色条纹衬衫，蓝裤子，只有鞋子是自己的。据我所知，那地方鸡肉不多，面粉铺天盖地，一天干下来，鞋子上的面粉可以带回家去做一顿晚饭。关于炸鸡店的细节，我和宝珠约好了，等我们老了，就写一本回忆录，取名《我的炸鸡生涯》。

在钟点工之中，我首次发现自己老了，干活的全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小伙，大部分是技校职校的，只有我和宝珠是二十四岁。这当然受到了一点歧视，主要是嫌我们干活慢，另外年纪大了也没什么共同语言。我对宝珠说，真见鬼，我十八岁的时候天天在街上找碴打架，要不就是赌博、看黄片，绝对不会想到去做钟点工（那个年月也没有这种工作）。时代不同了，以前老杨总是感叹，自己早生五年，赶上一九六八年的那一代就可以叱咤风云，既参加了革命运动，也叼住了各种肥差，现在我觉得自己要是晚生个五六年也不错。总而言之，我们是成了夹板里的一代人。

我和宝珠常常在一起上班，很快就把后厨到大堂的技能都学会了，甚至在柜台上收银，我没出过一次错。这让我恢复了一点自信，本以为自己真的数盲呢。副店长是一个胖子，对我挺好的，经常说自己学历不高，靠的就是硬拼，才混到月薪三千的级别。那时候月薪三千是个天文数字了。他说“硬拼”的时候，会举起拳头，好像有一个旧世界需要砸碎。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通，每天打烊时剩下的鸡块，已经炸好并且放在恒温箱里的，必须扔到垃圾桶里。我觉得这样很浪费，其实应该请员工吃一顿。胖子店长说：“对顾客来说这是鸡块，对你来说，这是货，是损耗，是类似皮鞋和农药的东西，卖不掉的皮鞋你能吃了它吗？还是打算自己穿回去？”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美资企业果然有它的逻辑，顺便也纠正了我的世界观。

晚上打烊是特别累的事情，所有的锅碗瓢盆都得擦洗，这被纳入工作流程，稍有马虎的，就会惨遭辞退。天天都有人卷铺盖滚蛋，这淘汰率未免也太高了。后来胖子店长安慰我，被其他企业开除，可能是件丢人的事，被炸鸡店开除则不必自卑，因为，它真的很严格，不是正常的中国人能承受的，如果你在炸鸡店干满三年，那么将来去任何地方硬拼，都不会害怕。说完又举拳头。我心想，我才不会在你这儿干三年呢，宝珠什么时候走，我就跟着走。

我和宝珠分别有了艳遇。

喜欢宝珠的那个小伙子绰号叫猴子，他是我的母校——化工技校的学生，那所学校曾经是戴城最烂最可怕的地方，孕育流氓土匪，偶尔还有杀人犯。到猴子这一代，已经完全蜕变了，学生安静而无害，甚至愁眉苦脸，国营企业也不再去他们那儿招人，必须自谋生路，去外资企业找工作。外资企业不好糊弄，稍不满意就请你走人，所以猴子学习很认真，平时出来打工，贴补家用，锻炼自己的硬拼能力。这他妈哪像技校生，分明是未来的杰出青年啊。我们聊过几句，我说你有没有听说过上一代的化工技校霸主，譬如我路小路，我曾经拿着菜刀独自踏平烹饪职校，还曾经抢过高年级学生的马子，声名赫赫，不可一世。猴子翻着白眼说，从来没听说过，现在只有傻逼才干这种事。

猴子对宝珠很好，开口闭口都是喊姐姐，宝珠姐姐好，宝珠姐姐再见，宝珠姐姐我来帮你。宝珠很受用，还教育我说，要向猴子学习，嘴甜。我私下里听女同事们说，猴子喜欢这个胡子姐姐，因为胡子姐姐是本科生呢。店里的女孩也有几个本科在读的，长得还都很周正，我就问：“为什么猴子不喜欢其他本科女生呢？”她们说：“这还不清楚吗，他一个技校生，只配喜欢长胡子的本科女生。”这话宝珠要是知道了，能气疯掉。

至于我的艳遇，来自顾客中，而且是熟人。有一天歪歪来到店里，正好我在大堂里拖地板，歪歪惊骇地看着我，走过来把我帽子揭了，大声说：“路师傅，是你！”

“闭嘴。”我把她推回座位上。

歪歪说：“Fuck，路师傅，是什么让你决定来炸鸡店上班的？在你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你改变了自己。”

我说：“你才发生了什么呢，都会讲英语了，中国话也变得拗口起来。以前不这样的。”

歪歪很激动地站起来说：“我以后要经常来吃炸鸡。”

我又推她坐下：“你别来了。”

歪歪仰起头说：“你一个戴红帽子的竟然拒绝顾客？”

我说：“你不是顾客，你是歪歪。”

歪歪说：“可你是店员啊，哪个人赋予你权力让你赶我走的？”

我完全被她战胜了，做过几个月打字员的歪歪，已经脱胎换骨，变得像个律师一样严谨。我只好说：“好吧，既然你是顾客，那我不认识你，再见。”歪歪大笑：“路师傅，认真了认真了，别认真嘛。来，给我擦擦桌子，再帮我去拿两张餐巾纸。”

我没好气地伺候了她一通，心想，这倒也很奇妙的，为了这两块钱一小时的收入，我和歪歪之间的关系竟然颠倒过来，而且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上，一会儿她是上帝，一会儿她又是好友，在这个场合下我找不到坐标了。等她吃完了，走出店，我摘下帽子追上去，冲着她耳朵大喊一声：“别逗我！”

自此以后，歪歪常来。大多数时候我都躲在后厨，对着面粉池子给鸡块做按摩，再将它们装进电子油锅里，炸成金黄色出锅。宝珠看到歪歪，会故意走进来提醒我：“那个神经病女人又来啦。”我说歪歪不是神经病，她只是兴奋，有点控制不住自己。虽然我很烦歪歪，但我不想说她脑子有病，她是我整个工厂生涯唯一的活的纪念品了。

宝珠学着歪歪的口气说：“路师傅，我觉得你才是个活的纪念品。”

在戴城大学，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玩得春风得意。我和宝珠都挣了点钱，相对来说，日子好过了些。她不愿意带着我在学校里乱逛，又不能去女生宿舍，于是，有一天她让我跟着去了广播台。

那是一栋三层高的楼房，外墙长满了爬山虎，早春时节，叶子还没长出来，只有灰黑色的茎，很不好看。进去是一道深深的走廊，两侧办公室的门都关着，没有窗，四下里寂静无声。大门口停着不少自行车，宝珠说楼里还是有人的，只是他们不常出来。走廊阴暗，楼梯拐角处的小窗照进来一束光，时常会有一只花猫蹲在那里晒太阳。

这是一个需要蹑手蹑脚才能走进去的地方，甚至连猫都不能惊动。宝珠带我上楼梯，她说三楼倒是真的没人了，房间都空着，广播台就在这儿。她仍然压低了声音讲话，不然走廊里会有回声。

在任何年代，广播台都是个戒备森严的地方，它大致代表着宣传的职能，向所有人喊话的权力，哪怕只是播放几首流行歌曲，此种权力依然弥漫在屋子里，使之神秘庄严。屋子分成两间，外间靠窗的位置放着一张课桌，另一边靠墙处有一张床，值班时睡的；里间则是一堆器材，银色的麦克风孤零零地竖在桌子中央。

我站到窗口往外看，高大的水杉树挡在眼前，过滤了一层景物，戴城大学著名的钟楼就在不远处。我问宝珠，这儿能抽烟吗。宝珠说可以，不会有人进来。每个星期四的中午和晚上，这里只有她一个人。

我就在这间屋子里抽烟。那时我觉得生活单调、混乱，同时又在其中找到了规律，一部分时间去炸鸡店打工，一部分时间来陪宝珠，剩下的是回家睡觉。宝珠看起来很像是我的女朋友，有时候，我觉得有她在身边真是不错。

我曾经在广播台看着她做节目，傍晚的云在窗外渐渐浓重、沉落，一些去食堂打饭的学生走过窗下，音乐经过扩音器从很遥远的地方返回来。她对着麦克风说了些什么，我全都听不到，而那返回的声音同样微渺难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