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和次年春天,延每周都会带大臣来祇园一两次。这几个月,他们相处时日非短,你想大臣也终于应该认识到,延对他就像冰尖对冰块,但即便他这样想,也没有显露出来。其实大臣从来都不注意别的事,除了关心我是不是跪在他身边,他的酒杯是不是满的。他对我的这种关注让我有时候很为难。我对大臣过分殷勤,延就会脾气暴躁,半边伤疤较少的脸就会因恼怒而涨红。因此会长、豆叶和南瓜在场,对我来说就分外宝贵,他们的作用就好比垫在板条箱里的稻草。
当然,我珍惜会长的到来也是别有目的。这几个月来,我见到他的次数比以往都多,慢慢地我发觉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我每晚躺在床铺上就会想起来——和他的相貌有些出入。比如说,我从前以为他的眼睑很光滑,几乎没长睫毛,可事实上却长着浓密柔软、像小刷子似的睫毛。他的嘴也比我心目中的表情更丰富,其实是相当具有表现力,以致他经常无法掩饰自己的情感。每当觉得一件事情有趣,又不想表现出来时,我就会看见他嘴角轻颤。每次他陷入沉思——也许是在思索白天碰到的问题,他有时会把酒杯在手里转来转去,用力抿着嘴,弄得下巴两侧满是皱纹。每次他这样沉思时,我就会肆无忌惮地盯着他看。他一皱眉,一蹙额,我都觉得美不胜收。这显示他考虑问题是多么周全,为人处世又是多么严谨。一天晚上,豆叶正在讲一个长故事,我全神贯注地看会长,看得入了神,回过神来时,我觉得每个看到我的人都会想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在大臣喝多了,什么也没注意,而延嘴里正在嚼东西,拿筷子在盘里东戳戳西碰碰,既没留意豆叶,也没留意我。南瓜却好像一直在看着我,我望向她时,她露出一个微笑,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二月底的一个晚上,南瓜患了流行性感冒,没法来一力亭茶屋。那晚会长也迟到了,所以前一个小时,只有豆叶和我在伺候延和大臣。我们最后决定跳支舞,与其说是为了让别人欣赏,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好过些。延对舞蹈不太热心,大臣更是毫无兴趣。要打发时间,这不是最佳选择,但我们别无他法。
豆叶先跳了几曲短舞,我用三味线为她伴奏。后来我们换过来。正当我摆出第一支舞蹈的开始动作——俯身弯腰,折扇触向地板,另一条手臂在一侧扬起——这时,滑门拉开,会长进来了。我们向他问好,等他落座。我很高兴他的到来,因为虽然我知道他见过我的舞台表演,但从未在如此亲密的场合看我跳舞。起初我想表演一支名叫“闪光的秋叶”的短舞,如今我改变主意,请豆叶改奏“残酷的雨”。“残酷的雨”讲述的是一位年轻女郎的情人在雨中脱下自己的和服外套,为她挡雨。女郎深受感动,因她知道他是一个被施了魔法的精灵,一旦沾湿,躯体就会渐渐消失。我的老师屡次表扬我,说我表现出了这个女郎悲哀的心情。有一段舞我需要慢慢蹲下,大多数舞蹈者的大腿都会颤抖,但我就不。我大概曾提过,井上派的舞蹈,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同等重要。因此虽然我跳舞时很想偷眼看看会长,但一直做不到,因为我必须总是把目光投在适当的地方。而且为了使舞蹈更有感觉,我一心想着最让我伤心的事情,那就是我的旦那也在这屋子里,但他不是会长,而是延。我一有这个念头,周遭的一切似乎都重重地向地面坠去。外面的花园,屋檐上滴落的雨水沉重得仿佛玻璃珠子,甚至连垫子也紧压着地板。我提醒自己,我要表现的不是年轻女郎失去精灵爱人的悲伤,而是当我的生命最终被剥夺我最为恋慕的东西时,我所感到的痛苦。我发觉自己同时也在想佐津,我为我们最后离别的苦痛而舞。到了后来,我几乎要被悲哀压垮了,但当我回身去看会长时,我没有预料到这种情景。
他坐在离我最近的桌角,这个角度只有我才能看见他的脸。我想他的表情先是惊诧,因为他的双眼瞪得大大的。然后嘴角抖动了两下,往常都是因为忍笑,而这次却有别样的情绪。我不敢肯定,但我觉得他眼里蓄满了泪。他看着门,装着要摸摸鼻翼,借机用一根手指在眼角一抹,他还抚着眉毛,好像他这个样子是眉毛出了什么问题。看到会长痛苦的表情,我惊讶万分,一时间不知所措。我走回桌边,豆叶和延交谈起来,过了一会儿,会长插嘴说:“今晚南瓜去哪里了?”
“哦,会长,她病了。”豆叶说。
“你什么意思?她不能来了吗?”
“是啊,不能来了,”豆叶说,“这是好事,要知道她得了流感。”
豆叶回头继续说话。我看见会长瞧了眼手表,用还没有完全镇静下来的声音说:“豆叶,请你原谅。今晚我不太舒服。”
会长拉上滑门时,延说了句好笑的话,大家都大笑起来。但我却突然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我在舞蹈中着力表现的是情人不在身边的痛苦,我自己自然是忧伤难过,但竟也让会长难过了。有没有可能他正想着南瓜呢?毕竟,她也是不在场的人啊。我没法设想他是为了南瓜生病这种事情而泪水盈眶,但或许我激起他心底某些更为深沉复杂的情感。我所知道的是,我跳完舞后,会长就问起南瓜,听说她病了就离开。如果我发现会长对豆叶有感情,我一点也不会奇怪,但南瓜?会长怎么可能喜欢这样一个……嗯,缺乏品位的人?
你也许会想,任何有点常识的女人,到了这般地步也该放弃希望了。有段时间,我每天都去找算命先生算命,查黄历也比平时更仔细,想要找出一些迹象来说明我的确应该向我无法逃避的命定屈服。当然,我们日本人生活在一个希望破灭的时代,如果我也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慢慢绝望,也是意料之中的。但另一方面,很多人相信这个国家终有一日会复兴,但如果我们一直生活在瓦砾堆中,这是绝无可能的。每当我在报纸上读到一家小店,比方说,一家战前生产自行车零部件的厂家,如今重新开业,似乎战争从未发生一样,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整个国家能从黑暗的低谷里重生,那么,我也完全可以从我黑暗的低谷里重生。
从三月开始直到春末,豆叶和我都忙于准备“古都之舞”,自从祇园战末关闭以来,这还是第一次重新开演。碰巧,会长和延这几个月来忙得不可开交,只带大臣来了两次祇园。后来六月头一周的一天,我得知当晚岩村电器公司请我去一力亭茶屋。几周前我就定下了预约,很难推脱。后来我推开滑门进去时,已经迟到了半小时。奇怪的是,桌边不像往常那样围坐着一圈人,而是只有延和大臣在。
我立即看出延在生气。我当然以为他是生我的气,因为我让他单独和大臣相处这么长时间——不过说实话,他们的“单独相处”无非就好比一头松鼠和一只昆虫在同一棵树上“单独相处”罢了。延用指节扣着桌面,神色很是烦躁,大臣则站在窗前,看着庭院。
“好了,大臣!”我坐到桌前,延说道,“看花草也该看够了,我们是不是要坐在这里等您一晚上?”
大臣吃了一惊,微微鞠躬表示歉意,然后坐在我为他铺好的垫子上。我通常会无话可说,但今晚好办多了,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他。
“大臣,”我说,“您不再喜欢我了!”
“呃?”大臣说,使劲调整了一下表情,现出一个惊讶的样子。
“有一个多月您没来看我了!是因为延先生冷淡了您,不常带您来祇园了吗?”
“延先生没有冷淡我,”大臣说,连吹了好几口气进鼻孔,又说,“我已经欠他很多情了。”
“一个月不招呼您?他当然冷淡您了。我们要大大补偿一下。”
“是啊,”延插嘴说,“尤其要多喝酒。”
“天哪,延先生心情可不太好。他一晚上都这样吗?会长,豆叶还有南瓜在哪里?他们不来了吗?”
“会长今晚没空。”延说,“其他人我不知道。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
片刻,门拉开,两个女仆端着晚餐进来。我竭尽全力想让他们边吃边聊,就是说,我先试着让延讲话,可他没有讲话的心情,接着我又让大臣讲,当然了,这比让他盘子里的烤鱼开口说话还难。最后我放弃了,随口闲聊,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到了后来,我都觉得自己像是个老太太对着她的两条狗在唠叨。与此同时,我一直给他们斟酒。延喝得不多,而大臣每次都领情地举杯。正在大臣的眼睛即将水汪汪时,延就像刚刚清醒过来似的,突然把杯子重重地搁在桌上,用餐巾擦了嘴,说:“好了,大臣,今晚就到此为止。您该回家了。”
“延先生!”我说,“我觉得您的客人才刚来了兴致。”
“他已经尽兴了。天啊,我们今天早些送他走吧。那么,走吧,大臣!您的夫人会感激我们的。”
“我没有结婚。”大臣说,但他开始拉袜子,准备起身。
我带延和大臣穿过走廊来到门口,又帮大臣穿好鞋。由于汽油短缺,轿车还是很少见。女仆叫来了一辆人力车,我把大臣扶上了车。我注意到他今晚有些奇怪,一直看着自己的膝盖,连告别话也不说一句。延留在门口,仰望夜空,似乎瞧着云聚云散,但今晚其实万里无云。大臣走后,我对他说:“延先生,看在老天的分上,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