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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当年揭露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鲍伯·伍德沃德报道说，早在1993年克林顿执政时期，面对塞尔维亚人对穆斯林的大肆屠杀，身为总参谋长的鲍威尔就已经在向波斯尼亚派遣美军一事上表现得谨慎和迟疑。鲍威尔认为，与海湾战争期间一样，要干涉必然要派遣大规模的地面部队，而美国舆论不会支持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卷入这场在他看来“无法解决”的冲突之中。十年后，波斯尼亚恢复了和平。

鲍威尔的态度引起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莱特的不满：“总是说我们军事力量超级强大，光说不用的话，养这样一支军队有何意义呢？”

对布什及其幕僚们而言，克林顿年代使美国蒙羞。某次在白宫开会时，鲍威尔坚持对伊拉克采取温和克制的方式，取得所有盟国的支持。拉姆斯菲尔德的回答是：“科林，你不是在为克林顿工作。”

国务卿的阵营随即反驳，他们刻薄而准确地指出，那些一心要对伊拉克开战的人自己从未有过战争经历。鲍威尔去过越南，尽管实战不多；切尼、沃尔夫维兹、白宫秘书长安德鲁·卡特、总统顾问卡尔·洛夫统统逃了兵役。布什的服役地点也远离战场，在德克萨斯国民卫队，后者被戏称为“抵御俄克拉荷马侵略德克萨斯的最后一道防线”。

“军师切尼”

从国外看美国往往会犯重大错误。欧洲人认为鲍威尔和鹰派的斗争不相上下（或者说欧洲人希望如此）。而事实上，双方的对抗从来就不是平等的。鲍威尔背靠外交部，而外交部的官员们长期以来一直士气低落、缺乏动力。每当涉及敏感问题，他们总得让位于白宫和五角大楼。甚至连鲍威尔身边都被安插了鹰派人物，如约翰·伯顿，负责国际安全和军控的副国务卿，他是由副总统切尼直接任命的。

随着五角大楼份量的增加，不平衡仍在加剧。五角大楼的预算创了历史最高纪录：4千亿美元，这一数目超过名列其后的25个国家军费的总和。

然而，军事首领们仍显得担忧。美国中央司令部负责人汤米·弗兰克斯在4个月期间与布什会面多达20次。弗兰克斯和鲍威尔一样生性谨慎，一位同事说他是政治军官，倾向于躲避而不是行动。海湾战争期间，中央司令部的指挥中心被设在佛罗里达州坦帕附近的麦克迪尔基地，从那里指挥军事行动。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把世界划分为若干军区。中央司令部负责从肯尼亚到巴基斯坦260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世界上70％的油田集中于此。海湾战争期间，司令部负责人是施瓦茨柯普夫将军，当时的国防部长切尼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力量。从1991年开始，该司令部成为了真正的实验室兼测试中心，用各种方式模拟伊拉克入侵沙特阿拉伯并研究美国如何还击。

几个月来，中央司令部的部分人员和物资被运往卡塔尔新建的美军特别基地，这里与战场近在咫尺。

弗兰克斯将军和三军首领多次向布什表示担忧。如果不在伊拉克周边地区建立基地，受飞行员体能限制，空军难以长期作战。海军担心太多的舰艇被调往海湾地区后，其它大洋会出现真空。令海军指挥官吃惊的是，拉姆斯菲尔德下令从一些航空母舰上撤走了飞机，将这些航母改成了美国远征阿富汗特种部队的指挥基地。再说陆军，他们担心在伊拉克展开大规模地面行动和对伊拉克的长期占领。

切尼在布什身边发挥着决定作用，他排除了所有这些犹豫和迟疑。如果说沃尔夫维兹可以被称为鹰派人物中的理论家或思想家，那么切尼则是军师，他保证这些人的声音能够传到布什的耳朵里。

内阁开会时，切尼坐在布什右边（出于安全考虑，他的生活和办公地点都相当保密），但在会上很少发言，他更希望随后与国家元首单独交换意见。正是他做出了攻打伊拉克的决定。12年前的海湾危机期间，切尼担任国防部长，他当时的态度与现在完全相同。老布什透露说他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对出兵之事举棋不定，主张用外交手段和制裁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切尼认为军事行动只是迟早的事情。他的立场甚至比军方人士还要激进。”

2002年8月27日，切尼在纳斯维尔市老战士协会为先发制人打击伊拉克的行动进行游说，他宣称“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不争的事实；他集结武器装备攻击我们的朋友、盟国甚至我们自己也是不争的事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恐怖组织或嗜血的独裁者掌握，或者双方相互帮助，那将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巨大威胁。”他重复布什的话“我们时间紧迫。”接着又说道：“不行动的危险要远远大于行动的危险。”

在发言的最后，他肯定地表示，美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领土完整、政权民主和政治力量多元化的伊拉克；使该国各民族、各宗教团体得到同样的尊重、享有平等的权利。”

这些原则本应得到高度的赞扬，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就遇到了困难。

2002年7月，布什在西点军校演讲时明确指出，美国有权先发制人，打击被她视为威胁的所有国家。他强调说，在恐怖组织和独裁者（萨达姆）泛滥的时代，二次大战以来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两大理论，即“核威慑”与“遏制苏联”理论，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和实施的可能。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随时可能发动攻击。”

这一说法符合鹰派理论。8月9日，博尔在《每日电讯》中写道：“对民主社会而言，动用武力先发制人地打击敌人是一个异常艰难的选择。正因如此，欧洲大陆诸强等来了希特勒1939年对波兰的入侵，美国直到事件发生后才向本·拉登开战。希特勒加强德国军事力量，野心早已是路人皆知，大家都意识到并研究过这一点，但一直等到他发动进攻，才不得已进行反击。本·拉登也是如此。如果我们选择恰当时机先发制人，那么完全可能阻止他们的行动。”

“世界的正义之源”

2002年标志着一场持续30年之久的争执落下帷幕。这场争执的开端是美国人在越南战场上的惨败。鲍威尔曾经参战，是那场战争的象征。在他看来，那是一场令美国人蒙羞的战争。鹰派的解释则完全不同：战争的失利是因为政治上缺乏坚强的意志。他们以里根为反例，里根将数百亿美元投入军事计划，从而引发了苏联的解体。第一次海湾战争亦是同样的道理。在切尼和沃尔夫维兹看来，美国过早地停止了军事行动。沃尔夫维兹当时在五角大楼任切尼的副手，从那时起，他就力争华府对伊进行军事干涉，以避免萨达姆摧毁北部库尔德人和南部什叶派的反政府势力；鲍威尔对此表示反对。老布什的裁决对萨达姆有利，任由伊拉克的直升飞机和特种部队屠杀成千的反对派。沃尔夫维兹和他的支持者认为，把萨达姆留在台上的决定实在令人遗憾。然而，11年后，“危险的伊拉克”成为鹰派梦寐以求的论据，促使美国反思其在安全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理论。

理查德·博尔肯定地说：“我认为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世界的正义之源。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肩负特殊的使命，必须铲除对全球安全的威胁。”他对沃尔夫维兹的分析作了补充，希望从此往后美国舆论大力支持“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权”。

说到底，这是多极化理论与单边主义的论战，反映出对世界状况和人性本质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以鲍威尔为代表的多极论者相信条约和国际组织的作用；单边主义者蔑视国际组织，认为目前局势非常理想，通过使用武力，就能够确保重整旗鼓的美国保持不可替代的超级地位。博尔毫不隐晦地讲：“如果我们摧毁萨达姆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他们会看到我们的实力和坚定信念。”

埃及外交部长梅尔听了这些话后私下里表示：“这个政府内部有太多的空想家、纸上谈兵者和武断的人。他们的头脑里只有对抗的逻辑，而且认为自己百分之百有理。这个国家过于信赖自己的权力，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以至于不能分辨出什么是自己的真正利益——这就是世界的稳定。”

在华盛顿，“预言家们”宣布暴风雨即将来临，宣布重整旗鼓的美国正着手准备——用布什自己的话讲——铲除“拥有最邪恶武器的最邪恶政权。”

2000年布什当选总统后，他建议25年前曾任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重新出任这一职务。戴着金属边框眼镜显得非常严肃的拉姆斯菲尔德告诉布什：“在全世界眼中，美国‘不敢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