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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王敦退兵的条件是:一要大赦他起兵的罪名;二要晋升他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隶尚书事,封武昌郡公,领江州牧。

晋元帝没有办法,只得一一照办。

王敦起兵的目的,就是要篡权,因此,他对王导说:“朝廷中刁、刘余党还在,我看得斩草除根。主位移动与否,另当别论,但朝政务必得改革。”王导知道他心怀不轨,就劝他说:“朝廷经过这次变故,也势必悔过了。只要不再疑忌我们兄弟,我们的祖业得以为继,我看就到此为止吧!”王敦这才打消了废立之事,东晋危而复安。

但他的权势却膨胀起来了,他不经过朝廷同意,就擅自任免了一批大臣和州郡长官,也根本不去朝见晋元帝,一切安排妥当后,就直接带兵返回武昌。

司马睿见无法动摇王家的势力,于当年11月,忧愤而死。太子司马绍继立,是为晋明帝。

晋明帝聪明英武,为改变东晋主弱臣强的局面,他从即位之初就在做着努力。他命华恒为骠骑将军,都督建康水陆诸军事,命郗鉴为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军事,西镇合肥,防范王敦的意图非常明显。

王敦于是进行了第二次叛乱。明帝太宁元年(323年),王敦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正谋起兵,夺取建康。可正在这时,王敦病倒了。太宁二年7月,明帝乘王敦病重,决定先发制人。但明帝因担心众人惧怕王敦余威,便假称王敦已死,下诏历数王敦罪行,并任命王导为大都督,传檄征讨。王导此时与上次的态度相比,大相径庭,明朗且坚决,宣称“宁忠臣而死,不无赖而生”,声明讨逆。王敦首战失利,不久,便忧愤而死,余党立即作鸟兽散,叛乱得以平息。

王敦临死,对羊鉴及其子王应嘱咐道:“我死后,宜即刻立王应为帝,先立朝廷百官,然后再安排葬事。”而王应是一个纨绔子弟,扶不上墙的一堆污泥,他将王敦的尸体用席子一裹,涂上防腐油蜡,草草的埋在议事大厅下面,就与一帮公子哥们上街狂饮豪赌去了。

晋明帝平叛之后,余恨未消,掘出王敦的尸体,焚毁衣冠,绑赴刑场,砍头示众,算是报了父子两代帝王被欺负的仇恨。

门阀世族

东晋朝廷对在战乱中大量南下的北方大族和流民,设置侨州、郡、县,一仍北方###之前的政治格局,以维护侨迁士族的特权和利益。北方原有的徐、兖、青、司、豫、雍、秦、幽、冀、并等州,在南方也都有相应的侨州。其中大族的显姓就有100多家,这百家大族就是东晋政权的支柱。司马睿到南方后,即以王导为谋主。在王导的建议下,司马睿最初大量启用北方大族,使北方士族在政治上长期凌驾于南方士族之上。

在门阀政治中,门阀士族对皇权起着限制和制衡作用,门阀之间也互相制约。皇权离开门阀士族的支持,就会倾覆;反之,门阀士族如果抛弃皇权,也就不能和平相处,大家共同遵守着这一游戏规则,从而形成东晋门阀政治的特点。因此,当司马睿试图要打破这种格局时,无形中就侵犯了这些士族大家的利益,于是就发生了王敦的叛乱。而王敦的叛乱以及其后桓玄的叛乱,之所以不能成功,实际上也是高名第士族与一般士族之间、南北方门阀士族之间互相牵制和平衡的结果。

据《世说新语?仇隙》记载,当年元帝任用谯王司马承为湖州刺史以防备王敦时,就为王敦之弟王廙所杀。王敦死后,司马承的妻子才敢哭着对其子司马无忌兄弟说:“是王敦假借王廙之手杀了你们的父亲。我所以多年没有告诉你们,是因为王氏门强,你们兄弟年幼,我不想因此使你们遭到灾祸啊!”由此可见,琅琊王氏势力之大,以至宗室也不敢道其杀亲之仇,这正说明了门阀政治的特性:“主弱臣强”。

虽然东、西晋实行的都是门阀政治制度,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晋是宗室诸王掌权,门阀士族多依附于其门下,更多的是作为皇权的装饰品而存在。而东晋却正好颠了个个儿,门阀士族成为权臣,宗室王公反倒要仰食于门阀士族了,皇权成了门阀政治的遮羞布。譬如当时随晋元帝一起到江南的除他本人外,还有彭城王、汝南王、南顿王、西阳王,号称“五马渡江”。但这些宗室诸王,皆因不满士族当权而先后丧命。可见皇权政治的衰落,门阀政治的强大。

琅琊王氏以后,犹有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门阀士族相继执政,这种主弱臣强的“共天下”之局一直终东晋一朝都不曾改变。

门阀士族拥有优厚的政治、经济特权。只要凭藉门第,就可青云直上,轻易位至公卿。当时的中央和地方的文武要职都由士族担任,依旧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格局,权力尤其集中在北方士族王、庾、桓、谢和江南士族周、陆、顾等七大家族手中。他们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过着寄生生活,奢侈荒淫,为所欲为。但却一代不如一代,逐渐退化,再无优秀人才出现,门阀士族也就日趋衰落了。

当门阀士族日趋衰落时,寒门士族却在崛起。当时寒门士族出身的刘裕,凭着军功,一举成为北府军将领,在推翻桓玄的门阀政治和镇压农民起义后,顺利地掌控了东晋政权,终结了门阀政治的格局。而门阀政治的结束,也就意味着东晋王朝也到了谢幕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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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吞万里:刘宋帝国崛起真相解密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不乏出身低微者,他们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南朝宋的建立者宋武帝刘裕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西晋自八王之乱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族,在中原点起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火。###打破了一切规则,为了躲避战乱,数以百万计的北方汉人成群结队地向南逃亡。这些南迁的侨民,在丧失了土地和房产的同时,也失去了赖以证明自己煊赫身世的家谱,因此也便失去了做地方豪强的资格。刘裕的先祖就是随晋室南迁到丹徒京口里(今镇江)落户的,丹徒因此成了刘裕的出生地。追溯久远,他家虽贵为西汉楚元王刘交的后裔,但到刘裕的祖父时,煌煌贵胄的血液早已稀释,其祖父勉强能官至东安太守之职,而刘裕的父亲刘翘则没有那么幸运,不管怎么努力,也只能出任本郡功曹,薪资已不足以养家糊口。彻底疏离了士族行列,沦为不入流的寒门。那时,寒门能做到郡太守,已经是烧了高香,要想进入上流社会,那只能是痴人做梦,比登天还难。而代晋自立的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却创下了一个奇迹,跃登九五。因此英雄传奇,宋代文豪辛弃疾曾激情地写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样豪迈的词句,赞扬他的功绩。

刘裕出世

刘裕(363年~422年),字德舆,小名寄奴,原籍彭城县绥舆里(今江苏徐州市)人,是汉朝楚元王刘交的第21世孙。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中原板荡。南迁的北方民众,大批涉淮渡江,迁徙到安定富庶的江南。到刘裕父亲刘翘这一代,这支南迁的刘氏宗族已在京口繁衍了三代。刘翘因为疏离了士族行列,在最重门阀的东晋时期,只能担任郡功曹的官职。虽忙碌于案牍之间,而薪资已不足以养家糊口。好在刘裕的祖父在做侨郡太守时(所谓侨郡,是东晋南渡之后为了收纳流民,表示追怀故土而虚设的郡级行政单位,侨郡太守其实也就是手无寸土的挂名太守),硬要与同僚把酒结盟,指腹为婚。因此,后来刘翘才于升平四年(360年)娶了曾经是平原郡(侨郡)赵太守的女儿,名叫赵安宗。赵家和刘家结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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