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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有三万到四万的收入。”说到这些的时候，这位大哥的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大手一挥，说：“现在的日子算是好点了，生活基本没啥问题。”

我望见在五米之外的一个年轻的“钓鱼族”，是上次采访过的施浩，他可没这么乐观，坐在台阶上，面前摆着牌子，等待着雇主来过问。是施浩介绍我去采访这位建哥的，说他能讲出东西来，从建哥的言谈举止来看，他似乎代表了这批“钓鱼族”收入的最高水平。

“现在我能去大型的超市购物了，去家电超市，能买得起小家电，生活还可以。”身边一位老工友告诉我。

中、老年“钓鱼族”对收入的满意，超出我的想象。在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收入在这个水平已经是很正常，而他们的收入充满着不固定，没有任何保险，如果年龄大点，60岁以后，或者更大点，不能再出来干活的时候，是否还有每个月的收入来源？

宁可在桥头下“钓鱼”也不愿“组建公司”

在上一篇报道中提到过装修公司和中介公司的欠钱使得年轻的“钓鱼族”非常愤怒，那么年老的“钓鱼族”对这个问题怎样看待呢？

年老的“钓鱼族”经过不少风风雨雨，对这些欠钱的事情看得多，不见怪了。“人总是要讲个理的，凡事好商量，一千块钱他能给九百也不错，要是欠上八百，事情也不是他说了算。”一位叫建国的中年工友告诉我，“团结很重要，我们找不到合适的途径去为我们说话，只有自己联合起来，实在不行就集体和雇主抗议不做活，或者集体讨债。”

殷谦：“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组建一个装修公司？”

“现在去建一个公司，各种证件要跑关系，最难的是业务的问题，我们即使有技术，但是业务不是技术好就能争取到的，公司没有名气，我们怕的是找不到太多事情做，又要缴纳各种各样的费用，赚的还没有交的多呢。”建国这样解释。

此时另一位年老的工友插口说：“公司的注册费用最低需要三万不说，还要租赁门面，弄得有模有样的，这都是不低的开销，我们不敢冒这个险，一旦赔了，两三年的辛苦钱都泡汤了。”

在鼓励个人创业的时代，注册公司不像以前那样繁文缛节，但是公司多了，市场竞争也激烈了。所以这些“钓鱼族”宁愿是天天吃个家常便饭，也不愿意去尝试带有风险的更丰盛的大餐。

希望孩子不要再走这条路

年老的“钓鱼族”是上有老，下有小，他们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面对着家庭的责任和社会的压力，他们是怎么想得呢？

“我现在最害怕的是父母生病，他们在农村，有地，能保证不饿着。不像我，出来这么多年，地也没有了，不能回去。”一位工友如是说。

“你们的孩子也在城市里上学吗？”我问。

“是的，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虽然重点中学的借读费挺高的（几千甚至几万），但是只要他们能学习好，我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对孩子有什么希望？”我问。

“当然是不希望他们再走我走过的路，别像我这样，希望他们能靠脑子吃饭。”我看到他们眼睛里流露出的渴望，知识改变命运，他们把希望寄托到子女的身上。即使是风吹日晒，即使是忍声吞气，只要孩子的成绩好，他们也没有什么怨言。

殷谦后话：

很明显，年老的“钓鱼族”对生活多了一些坦然和自如。我不知道受社会不良之风压榨的年青“钓鱼族”，他们在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锻炼好自己的技能，能否合理的发挥自己的作用？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政府能够建立起有利于他们生存的保障体系，让这些默默无闻为城市建设做出贡献的“钓鱼族”过上稳定富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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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校漂族”生活揭秘（1）

曾几何时，“北漂”成为在京一族寻梦的代名词，“漂”抒写着一种生存状态，居无定所，随时为自己的理想待命。而如今，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和就业期望值的增高，漂族也出现在校园里，他们的生存是怎样一种状态呢？

毕业那天成为校漂族

广州某大学内，小陈在师弟寝室里蹭住快有半年的时间了，从六月份毕业到现在，他还是在校园里生活着。一次次工作面试不如意，城里的房租太贵，还要省钱下来为找工作装点下，所以他还是在学校里吃住，这样子可以省下不少钱。

“我现在这样的情况，自己心里也很着急，自从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在公司里实习三个月后，我基本上就没有正式工作过。各种自己能尝试的工作也试着去找了，就是觉得不很如意。现在我觉得还是公务员最适合我啦，我准备参加广州的公务员考试。”

“有没有和你同年级毕业的同学住在学校里？”我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