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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认为礼与法是一样的，所谓“非礼，是无法也”。礼就是法，梁启超先生说：“荀子所谓礼，与当时法家所谓法者，其性质实极相逼近。”不管怎样，宗法强盛之时，王族世卿可以参与政事，君主不能擅权；荀子觉得，君主应该专权但又不能独治，君臣分工各有职守，下移上侵，都不可以。

荀子的礼法无非是等级名分和政令制度。划分了君臣百姓之间的等级之后，荀子急欲使儒家摆脱窘境，进入庙堂之上，就在政令制度上向法家看齐。既要证明儒家的“礼”为治世之道，又不得不承认“法”的治国方略。荀子调和的目的就是，礼与法同为治之本，所谓“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是也。治国之道既是礼又是法。后世学者称荀子进献给君主的是礼法并重的“礼治”。

显然，无论是礼还是法，仍然不足以称之为治国之道。荀子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其“取人之道，参之以礼。用人之道，禁之以等。行义动静，度之以礼……故卑不得以临尊，轻不得以悬重，愚不得以谋智。是以万举不过也”。――荀子所主张的正是打破世族门阀、专论士子才能的文官制度。这也是前述荀子礼治的特异之处。与世禄之制恰好相反，他的取官原则就在于立公制以摈私意。因为取官之私意，恰恰来自于君主；所以，立制度之公正以防君主之私心。

实际上，尽管荀子在“法”的取向上摇摆不定，但其主张大致还没有超出儒家慎刑的范围，所谓“凡刑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末也”。其政治思想与孔孟精神仍然是一致的，即以人为本以法为末，因为“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有了法也得有人来执行，关键还是看执行的人是不是君子，否则也只是有法的名义。诚哉斯言！

六、管子：君之当尊，民为君用（1）

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管子·重令篇》

守国之度，在饰四维。――《管子·牧民》

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管子·霸言》

管仲和儒家几位思想大师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的治国之术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尽管他出身卑贱却做到了齐国的宰相，而且还被齐桓公尊为仲父。齐桓公和管仲之间有长达四十余年的通力合作，齐国也因为他管理有方而跻身于春秋五霸之首。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5年40年间，管仲相于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死后，齐国也随之轰然坍塌。

管学既非儒家，也不是法家。他的尊君理论比荀子更为彻底，为君主辩护，他几乎肝脑涂地；而对于法治，他与申不害、商鞅、韩非、李斯也不一样。《汉书》将其列为道家，而后《隋书》则将其改列为法家之首，可见其内容混杂，难以归于任何一个门派。萧公权先生早就说过，儒家的民本位思想基本上承续了宗法封建社会的余脉，而法家的君本位思想则是宗法封建衰微、君主专制突起后的产物。后世学者视其为商韩等法家学术的先驱，但又不是法家的开山鼻祖。恐怕只能如此。

儒家思想倡导正名守礼。这虽然有点迂腐，但也可算是儒学的标记。不过，真正区分儒法两家的标准，却是“君”“民”在各自思想中的地位。儒家贵民，而法家尊君。儒家诸子之中，孟子宣示“民贵君轻”；荀子虽有尊君之说，但其尊君仍然是为了养民，可谓是尊君以贵民。倒是法家尊君之极，人民不过是国家富强的垫脚石，甚至人民不过是愚顽不化的禽兽，需要君主与官吏的鞭策。

尊君牧民

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处也。――《管子·任法》

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管子·霸言》

管子之学里有法家君本位的思想，又与法家有所区别，因为管学并未完全挣脱封建与宗法的背景。不过，“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就是出自他的名言，其论君之道，当属后来法家思想之发轫。

管仲认为，君主一身为全国治乱之所系，所以“安国在乎尊君”；管学特别赋予了君主至高无上的独断之权，“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所以君主必须独居崇高之位以专擅赏罚之柄。“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下。”尊君的精髓尽在于此，堪称法家之思想。

不过，管子所论君道与商韩等法家的言论仍有不同。法家抛弃了宗法制度，另立君主专制为最高理想，却又担心君主私自乱法给了奸佞之臣可乘之机，所以并不要求君主有多么高尚的德行，只是认为君主应该隐藏一切，让臣下觉得高深莫测。这一点比管学更为深入了一步。管子只是提出了前半截，后半截倒让法家接续了过来。管子虽然倡导了战国时代任法的先声，但其自身并未脱离封建宗法的影响，杂糅了人治法治的理念，甚至非常容易让人找出其前后相互抵牾之处。

尊君之论，管子与荀子貌似区别不大，但对于人民的看法则迥异其趣。荀子礼治的最后目的是全体人民安居乐业，治国之鹄的还是为了养民；而管子认为，“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治国者必须将人民控制在其可以驾驭的范围之内。“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故爱之也”。民为君用，人民不过是君主的夜壶。所以，当时春秋五霸之间爆发战争，只不过是“争天下者必先争人”，但又不是纯粹为了人多而争战，而是为了能够被君主所用。所以，管子认为，君民之间最理想的关系就是：君有所令，民无不从。也就是君主的意志就是绝对的权威，君主行独断之政，即使逆民意而行也无不可，只要有利于国家，人民也必须理解，所谓“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此之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显然，管子“人民论”与其说是“牧民论”，实际上还不如说是“奴才论”。

六、管子：君之当尊，民为君用（2）

不过，管子又有“顺民”之说，与上述言论极为矛盾。他在《牧民篇》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在《形势解》里又说，“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令之所以行者，必?